首页 -> 2006年第4期

药方的文化解读

作者：王纪潮

　　在西域文化研究中我们经常遇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讨论西域外来的文化和技术因素，要比寻迹汉人文化的逆向传播方便。除了李约瑟外，早期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学者差不多都只做外来文化的传播问题——个别的学者如劳费尔（B.Laufer）虽也写有《伊朗中国编》（商务印书馆二○○一年版），也介绍西域从中国得到了什么——但是很少有人讨论汉文化逆向传播的势头为什么较弱。以眼药方为例，劳费尔提到中国的黄连是一种治疗眼病的万用药并传到伊朗，当然也有西传印度的可能。可是从《医理精华》、《鲍威尔写本》等外来文献中，我们看不见使用黄连的记录。事情或有偶然，却也说明西域地区是以印度生命吠陀的眼科知识占主导地位。那么我们会问，像黄连这类药物，印度也有，为什么它不能被印度的眼药方吸收利用？陈书因不讨论汉人眼药方的西传，不需要具体回答这一问题。但陈明仍然对汉人的医学为什么在西域列国，特别是印度缺乏活力这一非常有趣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他指出：“由于中医的哲学基础毕竟是以儒为主，夹杂着道的思想。这与婆罗门教和佛教思想作为哲学基础的印度医学，难免格格不入……中医学始终没有一种像佛教一样的宗教作为强力中介可以依赖，因此，中医学在印度本土并没有打开局面，对印度医学的影响非常少见。”这个结论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陈书在讨论印度医学在西域传播时，曾强调指出了佛教的作用和一切宗教早期传播的特点就是借医传教。读完全书这一点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世界各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宗教和医学混同的情况已是通例，在西域的医学文化交流中，宗教仍然起着支配作用，其兴衰最终影响了文化结构的变异。仅从这一点看，陈书的这种理性的思考已不仅仅只是讨论西域中外医学文化交流的史实，而是有意识地追问文化结构性的互动性问题，其成果对今后讨论该地域、该时期普通民众信仰、生活变迁也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持。
　　英国学者辛西亚·海伊曾经指出历史人类学的特点:“人类学式的历史学所关心的是，如何让二十世纪的读者理解过去社群的信仰与态度，这些信仰与态度正可透露出他们的社会活动。这种取向反映出学术界发现了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之间的亲属关系；也显示他们认识到非西方社会的重要性，因为可透过它们来验证其与欧洲近代早期文化态度之间所暴露出的相似性。”（《何谓历史社会学》）讨论古代文化或者他者的文化，最终也是希望寻找我们现在文化的变迁机制，我们和古人的异同，而历史学和人类学在这一点上得以交汇。一般而言，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文化的概念和价值体系，即文化的象征系统，而历史学希望从史料中寻找规律性的东西，这在陈书有关“牛五净”（44—67页）的讨论中有很好的结合，有兴趣者不妨参看。
　　我不知道《殊方异药》的作者是否有意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异域药方所隐含的文化结构问题，但全书给我的印象却是，在外行看来绝对枯燥的外来药方之中，作者始终在思考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和适应问题，这是一般做技术史尤其是单纯医药研究的学者很少有的宏观视野，但正是历史人类学者所感兴趣的问题。我也不清楚作者是否还有意进一步讨论医药方、医疗技术与社会的互动问题，仅就目前该书所提供的丰富材料来看，医药方这种最能反映社区文化信仰的微观材料，为今后进一步讨论西域地区中外文化结构变化的学者提供了良好的文本基础，其方法也值得借镜。
　　医学史如今已是显学，它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医疗技术发展本身，这是因为以西医为代表的现代医学越来越技术化，几乎脱离了文化，但是医学的历史却一再提醒我们医学仍然是文化。波特曾经在《剑桥医学史》中文版序言中说过：“西方医学史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是西方自己的观念、西方的宗教传统以及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追溯医学史或者药物史，其实也是观察本土文化缘何不断被技术边缘化的过程，亦可以由此了解文化结构在外来压力下的变异。在这个意义上讲，《殊方异药》是可以作为历史人类学的材料来阅读的。
　　二○○五年十一月草，二○○六年元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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