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竹内好何以成为问题
作者：韩毓海
竹内好之于今天的中国读者，理所当然有一层更为特殊而敏感的意义，这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战争问题，乃至如何处理中日关系问题。
我认为，竹内好战后的思考从总体上说就是：对于昭和思想史——这一段“战争思想史”、“暴力思想史”之“纯洁性”的辩解。
竹内好无形中给人一个印象：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从“近代思想”的意义上说，日本却没有过失败。因为正是在竹内好为之心仪的“近代的超克”的视野中，太平洋战争才被解读为笼统的“亚洲”反抗西方列强的战争，是对“亚洲”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不但近代以来，日本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支持、唆使下进行的甲午战争，在英美军费贷款直接支援下的日俄战争，都被不加分析地鼓吹为“亚洲对西方列强的圣战”，而且，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争斗，它没有任何民族解放和民主扩展的意义。
正因为作为思想家的竹内好是从维护思想的复杂性、神圣性的角度，在总体上维护“昭和精神史”的合法性的，所以，无论谈论三十年代日本左翼还是谈论竹内好，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
明治维新/“西南战争”——近代危机与“超克”的起源
竹内好成为思想史上的旗帜和代表人物，源于其“近代超克论”。
“近代超克论”首先是一种对于日本近代“起源”的追问。而种种关于“日本起源”的叙述，无非是将日本置于同周围世界（特别是中华帝国）的对立和分裂中来回答“日本是什么”的问题。只不过，与近代日本主导性的“脱亚论”形式上正相反，“近代超克论”是通过与整体的“西洋”的分裂与对立，以及作为“亚洲价值”的代表的方式，来回答日本近代的起源问题的。
从一九四四年写作《鲁迅》到一九五九年写作《近代的超克》，在竹内好的论述中，一直有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被贯串下来：他不但一直将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而且把西南战争—义和团运动，与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互相对应，同时视为日中近代的“开端”。这种叙述在近代史研究中无疑是相当独特的。实际上，在竹内好思想深处，离开了“西南战争”，也就不能理解“明治维新”，正像离开了义和团运动就不能理解戊戌变法和中国近代史。
首先，这两个运动的宗旨和口号非常相近，在西南战争是“尊王攘夷”，而在义和团运动则是“扶清灭洋”；其次，这两场运动都分别为当时的统治者所利用、出卖和镇压。也就是说，其历史命运也极其类似，特别是，无论作为“最后的武士”运动还是作为“义民”的暴动，西南战争和义和团运动都是非常特殊的“日本现象”或者“中国现象”，这种现象在普遍主义的科学视野中的确是没有地位的，因而它只能通过“历史的叙述”才能重现。
西南战争，是指一八七七年在鹿儿岛爆发的以西乡隆盛为领导者的下层武士反抗明治政府的暴动。十九世纪以降，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使得日本下层武士的生活、地位均受到严重打击，他们将江户幕府视为不能代表日本“国体”的“卖国势力”，因而打出了“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旗号，将明治天皇从京都迎入江户，改江户为东京，开始了明治维新。但是，武士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当得知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准备立即接受连江户幕府都不敢承认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时，武士集团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们随即在西乡隆盛领导下发动了新的暴动。明治政府以武力平息了这场暴动，残酷镇压了在天皇复位和明治维新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下层武士，并借此彻底废除了武士制度，而西乡隆盛，则于一八七七年九月毙命于鹿儿岛的汤山。
曾经是明治维新功臣的西乡隆盛，悲剧性地对明治政府发动了“革命”，他因此就成为近代“革命”的象征。也正是这“最后的武士”的形象，成为竹内界定一切“战士”和“革命家”的尺度。甚至可以说，竹内好在谈论近代革命家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在谈论“最后的武士”。
当竹内好把“西南战争”视为日本近代的开端，他其实就是这样把日本近代史置于一个“西洋－亚洲”对立的危机结构中去了，而所谓“超克”，首先也就是直面并且力图克服这种危机的方式。于是，在竹内好那里，无论鲁迅还是孙文，其实都不过是西乡隆盛的影子罢了，这也正如近代中国历史不过就是近代日本历史的影子。
所以竹内才这样叙述中国近代史：
日本的西南战争与政治文学之关系，如果把时代错一下位，那么就和中国的戊戌变法以及义和团事件之与政治文学的关系很相像。如果这种比附成立，那么尽管情况有别，正像把辛亥革命同“文学革命”联系起来一样，把国民革命与革命文学联系起来，也就并非生拉硬套了。或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关系也和满洲事变后的政情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很相近。
在这里，竹内好首先是把鲁迅和孙文当作民族主义意义上的革命者来理解和肯定的，但是，他对于鲁迅和孙文的最大误解也恰恰就在这里。首先，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孙文更是一个强烈的世界主义者，（这甚至构成了孙文与他的许多革命同志的重要区别，以至于积极参与中国革命的北一辉，一直批判孙文是个“美国人”）。也许与竹内好更重要的不同是，孙文毕生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从来没有笼统地成为对于“西洋”的否定，这正如鲁迅被视为现代中国的“良心”，但是鲁迅本人却是一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一样。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叙述中，竹内好偏偏漏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因。这不但是因为五四运动的直接矛头就是日本的侵华政策，而且，更是因为五四运动首次将中国反对专制主义的民主运动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将争取民主的运动与争取国家主权的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时代的开始。
同样，五四运动其实也标志着日本的“亚洲政策”和“中国政策”全面失败之开始。五四的两个口号“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日本看来不过意味着中国知识界中了美国和俄国的圈套，意味着中国开始“离开亚洲价值”。
特别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苏俄放弃在中国的不平等权利和美国在亚洲遏制日本的政策调整，日本感到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已经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正是这种挫折感和失败感，最终理所当然地要通向“满洲事变后的政情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或者，按照竹内好的说法，现在只有靠日本自己来坚持“亚洲的原理”了。于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大东亚战争”正是因为其“失败”，才成为一场真正的解放和革命“战争”。而这才是三十年代末期“亚洲原理”、“超克论”在日本兴起的真实语境。
更令人惊讶的是，竹内好认为：在战争的语境中提出所谓“近代的超克”，“这既不是来自自己心底里潜藏着的反战、憎恶战争的心情，也非源自于讴歌战争、欢迎开战的情绪，而是日本这一存在本身所具有的难以名状的悲哀，一种将我的心诱向那种悲哀的无可言说的悲哀”。
当然，“近代日本的存在本身是一种悲哀”，这样的说法更是一个洞见，不过，这种“悲哀”抽象地说，就是近代日本一直处在“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些在传统的基本轴线中所包含的对抗关系”的挣扎之中，然而，更深入地说，近代日本最为“有苦说不出”的窘境（悲哀）其实就是：近代日本这个“蛇”，先是被西方列强鼓励、纵容，力图去吞掉中国和俄国这两头“大象”，而当它被死死卡住的时刻，西方列强却突然出手，猛击其七寸。这就是“近代日本这一存在”所具有的“难以名状的悲哀”之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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