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毁灭与救赎的神话
作者：王 炎
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在一九六○年执导了一部史诗巨片《出埃及记》（Exodus），这部影片在今天已成档案资料，在国内少有人看过，只有它的主题音乐曾被当作“外国名曲”，在八九十年代流行于大江南北。但一九六○年十二月全美上映该片时，美国观众曾被深深地吸引了，它还对美国中东问题的公共舆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出埃及记》的主题是关于一个犹太国家的诞生与大屠杀受害者获救的故事，通过采用与美国西部片相似的风格，《出埃及记》给了以色列一个演出的角色，即让以色列戴上一顶象征性的“白色牛仔帽”，从而证明这个国家、它的领袖和人民，个个都是好汉。
一部电影如何可能改变美国公众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看法？这部影片又与“犹太大屠杀影片”有怎样的关系呢？
这部根据里昂·尤里斯（Leon Uris）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长达三个半小时，主要情节根据发生在一九四七年九月的真实故事改编。一艘艘载着从德国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犹太难民船，频繁地驶向巴勒斯坦。但由于居住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拒绝接受大批犹太移民，英国托管当局严格控制入境，致使几万犹太难民被迫在塞浦路斯岛屿登陆，滞留在拥挤不堪的难民营里。英国当局一方面扩建犹太难民营，另一方面将部分难民遣返德国。这时，联合国安理会正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建国问题进行表决，犹太复国主义激进组织哈加纳就计划了一次冒险的偷渡，以便对英国人施压，营造对以色列建国有利的国际形势。影片主人公哈加纳成员分子阿里·本·迦南（Ari Ben Canaan，迦南也是《圣经》上巴勒斯坦地区的古称）化装成英国军官，伪造了英国军方命令，成功地将六百一十一名滞留在塞浦路斯的德国犹太难民偷运出难民营，并搭乘一艘破旧的商船“奥林匹亚”号驶向犹太人向往的“许诺的家园”——巴勒斯坦。但偷渡不幸败露，英国塞浦路斯当局封锁了出海口，“奥林匹亚”号被迫抛锚，变成了一个浮在海面上的“难民营”。这时本·迦南决定集体绝食，并将这艘商船重新命名为“出埃及记”（Exodus）号，向全世界发布船上难民的状况以及他们与英国当局斗争到底的决心。船上所有六百多犹太人一致要求：要么死在船上，要么回到“犹太人的家园”。英国当局让步了，同意“出埃及记”号驶往巴勒斯坦。整个世界震惊了，公共舆论倒向了犹太人一边，加速了联合国最终通过一八一号决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犹太国（Independent Jewish State）和阿拉伯国（Independent Arab State）。
“出埃及记”号这一历史事件，给“出埃及记”这个古老的隐喻以当代的活力和新意，而普雷明格执导的同名影片，更使这个《旧约》中象征律法的神话，变成美国大众文化中意旨丰富的能指。影片直白地宣讲以色列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惜牺牲观影的娱乐效果。片中耐人寻味地安排了一位女主人公基蒂·弗莱明，一个美丽的、悲天悯人的美国人道主义者，并让男女主人公用大段冗长的对白，讨论战后犹太人的命运和以色列建国等问题，影片的政治使命明显要高于梦幻工厂的商业计算。很显然，男主人公迦南是以第一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形象打造的，而女主人公则代表同情犹太人的苦难、但在中东问题上犹豫不决的美国公众。片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女主人公基蒂到“出埃及记”号上劝说迦南取消绝食，并想带走一个非常“美国化”的犹太女孩卡伦回美国收养。本·迦南没有领情，他告诉基蒂，收养一个犹太女孩（象征美国当时对犹太移民的友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犹太民族被迫害、流离失所的苦难处境，必须从一个民族—国家和世界历史的维度上来观照犹太人问题。基蒂则争辩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与英国人和解，各民族都有共同的人性，完全可以和平相处，犹太人不应从本民族的私利出发，与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暴力冲突。男主人公提醒她，民族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要尊重犹太民族的传统，《旧约》上迦南对于犹太人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这是基督徒很难理解的；就像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时不肯向英王屈服一样，犹太人也绝不会向英国当局妥协。迦南请基蒂这位穿梭于犹太难民与英方之间的好心人（这也是四十年代美国政府扮演的政治角色），向英塞浦路斯当局首脑萨特兰将军转达口信：上帝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旧约·出埃及记》第9章-1）。
《旧约》上的“出埃及记”是犹太人逃离埃及人的暴政，按上帝的意志到许诺的家园——迦南建立自己的王国、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出埃及记”这个寓意犹太民族救赎的神圣象征，在这部好莱坞影片里通过一条拯救犹太难民于纳粹德国魔掌的旧船，被重新激活并赋予当下的新意。如果我们对比好莱坞一九五六年翻拍《旧约·出埃及记》的影片《十诫》，就会发现主人公本·迦南就是摩西的当代化身。当英国当局封锁海港时，本·迦南大义凛然、毫不畏惧，一举挫败了英国人，引发了全世界舆论对犹太难民的声援，这与《十诫》中的摩西面对埃及追兵，沉着冷静，分开波涛汹涌的海水，让犹太子民顺利跨过红海有异曲同工之妙。影片《出埃及记》是“一个国家的诞生”的神话，也是一个民族救赎的寓言。使这个当代神话和寓言有正当性的神学根源就在犹太教的经典《旧约》之中，同时，欧洲犹太人的浩劫以及基督徒对屠犹的忏悔也成为以色列建国神话的现实政治资源。
早在十九世纪末，匈牙利裔犹太律师赫茨尔就曾援引《圣经》来阐释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并预言在巴勒斯坦上帝许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二十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抓住英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签署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不放，坚持让英国兑现允诺的犹太家园。但是，英法等大国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玩弄伎俩，在双方的争夺和冲突中获利。继而，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系统地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法西斯的失败以及列强权力结构的重组，最终促成联合国通过了建立独立的犹太国的决议。就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阿拉伯联盟国家就开始对以色列国展开了全面的战争。从一九四八年五月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阿以双方进行了两次大规模中东战争，历时八年。美英法三国深深地介入到战争之中，且在两次战争中改变立场，先支持阿拉伯联盟，后支持以色列国。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好莱坞在相隔短短的四年内，先在一九五六年出产了《十诫》（派拉蒙），后于一九六○年推出了《出埃及记》（米高梅）——演绎了以色列建国的历史。虽然，好莱坞在那一时期出现了《圣经》题材热，如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的《长袍》（The Robe，1953）和《圣经》（The Bible，1966）、华纳公司的《万王之王》（The King of Kings，1961）和《宾虚》（Ben Hur，1959）等许多以《新约》、《旧约》为题材的影片，但是《十诫》与《出埃及记》这两部影片却让人感到某种内在的呼应。没有人会怀疑普雷明格执导的《出埃及记》有明显的“现实意义”，试图影响当时摇摆不定的美国中东政策，并教化对巴勒斯坦复杂局势和欧洲犹太人苦难所知甚少的美国公众。从影片放映的效果来看，许多美国观众承认从这部假《圣经》之名的影片中，获得了犹太人的新形象，尤其是由长着一对深蓝眼睛的保罗·纽曼（犹太裔）饰演的英俊、潇洒的迦南，一扫人们心目中脸谱化犹太人的猥琐形象。影片中的人物个个意志坚定、善良勇敢，赢得了美国大众对以色列事业的好感和支持。更得一提的是，导演把一九四七年发生在塞浦路斯的一个偶然事件放在“出埃及记”的叙事框架内，并沿袭了《十诫》导演塞西尔·B·戴米尔所惯用的史诗叙事和壮观画面来诠释《圣经》的手法，在一桩当代历史的事件中，隐喻了神学启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象征性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