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文明”的移植

作者:李政亮




  一八六二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上,出现了一群在西方人眼中衣着极为怪异的参观者,他们是来自日本的竹内遣欧使节团,穿着日本传统服饰到万国博览会进行考察。清帝国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的败北,对日本而言是一大震撼。中国之于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巨大的他者的姿态存在。清王朝的战败,加上幕府末期的黑船事件,促使日本改变长期的锁国政策,加快了其向外汲取新知的速度。
  竹内遣使团的成员当中,有日后对日本思想产生关键影响作用的福泽谕吉。一八六六年,福泽谕吉在《西洋情事》一书当中,记载了他对西方发展的观察与介绍,万国博览会也在其关注之列。一八六七年起,日本开始步入明治时代,加快了对西方的学习,通过遣使团或是留学生对西方事物进行考察的方式也未曾中断。一八七一年,标志着明治时代开启的岩仓使节团前往西方国家考察,在维也纳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亦为参观内容之一。在参观维也纳的万国博览会之际,使节团受到一种强大的震撼——在博览会场上是技术发明的竞争,某些小国在这个场合当中也有耀眼的机会。在五巨册的《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记》考察报告书当中,便记载了使节团对万国博览会的感受,该报告书当中的“大者不足惧,小者不可欺”一语或许是技术层面之外的最重要心得。日本的明治时代,确实也以此作为国家的发展方向。
  博览会的举行,很快地成为脱亚入欧的日本的效法对象。一八七七年,日本举办了首届国内劝业博览会,之后,每隔四年至七八年不等的时间便举行一次。日本主办本国产品博览会的企图,如同当时内务大臣大久保利通所指出的,这一形式有助于农工技艺的提升、智识的开化以及贸易网络的促进。国内博览会频繁举行的大背景,正是日本内部的产业革命的开展。日本的产业革命,在时间上是一种压缩式的大规模技术移转,一方面,国家力量加紧公共设施的建设,而其公共建设的投入多属重工业,例如铁路交通,再例如日后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造船厂等;另一方面,日本产业革命的力量来源,也并非全然来自国家,还来自封建制度崩坏之后,不得不自谋出路的那些产业,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制服业。除此之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技术发明与商业网络发生紧密连结,使得前者的发展有了动力;封建制度等级身份的崩溃,也吸引更多人才投入技术发明的行列,在这两重因素之下,许多技术移转或转化在此一变革的时代涌现。
  无论博览会的举行是为了新兴技术的交换、促进商业发展,还是为了国家力量的展现,其得以成功举行的关键,乃在于大众动员能力与消费空间的形成,而其背后则是交通网络或是一般大众的消费能力问题。随着日本铁路交通网络的发展,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温泉作为号召的旅游休闲方式已经出现,这意味着大众旅行逐渐成形。除此之外,日本的报业也在日益发展当中,新闻报道加上旅游广告,产生了非凡的影响。总之,英国、法国、美国举办万国博览会的基础,逐渐在日本出现。二十世纪初,东京出现了三越与帝剧等大型百货公司,不过,大体来说,旅游或是到百货公司购物等消费方式,在当时的日本仍属中上阶层的专利。日本大众消费空间的形成,要到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因为地震造成物资相对匮乏之故,百货公司改而以一般大众为争取对象,采取平价的策略。这一时期,同样以大众为对象的文学杂志、流行杂志大量出现,作为另一个标志性现象,表明“大众”开始大规模地浮现。在大众的年代当中,铁路旅行也逐渐普及,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步入高峰。
  村上春树在《地下铁事件》一书当中曾经谈道,二战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像是一种没有指向的迷惘;这个描述,对明治维新以来现代化脚步当中的日本同样也适用。通过战争进行扩张成为日本明治时代的典型模式,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战争、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都被这个国家视作己身完成现代化的证明,视作初尝的喜果。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自此,开始了长达五十一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指出,日本追逐现代性的过程当中,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是明治维新现代化的思想主轴,围绕这一主轴,设置出一个西方文明发达国家与非西方文明国家的二元架构,而日本的角色则被设定为一个新兴的文明国家;同时,再将文明国与非文明国这一二元架构转用来说明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面对夺到手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日本国内当时的反应颇为复杂,一方面,面对这块动乱不息的土地,日本怀有着优越感,因此国内甚至有建议将台湾卖给法国的声音;另一方面,全面西化的日本,将己身与西方列强置于相同位置做比较,面对西方的殖民统治经验,特别是英国的自治主义或是法国的同化主义,究竟该采何者,一时之间并无定见。
  也因此,日本据台之初,基本上采取摸索的方式,而博览会能够展现现代文明的精神,也成为其对殖民地进行搜集、调查资料信息的工具,以及再现日本“文明帝国”的空间。就前者来说,西方国家举办博览会的历史渊源来自于大航海时代以来,对“落后”他者的相关事物的搜集、分类以及展示。日本据台之初,对于这块陌生的殖民地,也迅速通过博览会的举行,达成搜集资料的目的,例如一八九九年于台南县所举行的“农产物品评会”就是通过博览会的形式,借以搜罗当地的农产物品种并加以分析。就再现日本“文明帝国”来说,组织“扬文会”、一九○三年鼓励台湾居民参观大阪劝业博览会,都是明显的例子。一九○○年,台湾总督府邀拥有清朝科举功名的文士于台北共聚一堂,并名之为“扬文会”。总督府官员带领这些清朝文士,到台北的邮局、医院、法院、银行等标示现代国家形式的场所参观,尽管这一次活动并非正式的博览会,不过,却是把台北的城市当成了一个与博览会功能相同的展示空间。三年后,则是台湾总督府与地方官厅出面宣传,并予以交通旅费的优惠,鼓励台湾人参观日本的大阪劝业博览会,当时,约有一千人赴日参观。通过博览会展现“文明帝国”的策略似乎是成功的,对台湾的前清文士与士绅阶级而言,“文明”的巨大冲击甚至改变了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认同。以前清秀才吴德功为例,在清王朝统治时代,他曾参与地方建设,在台湾割让与日本之初,则又展现了对时局消沉的态度。不过,在参加“扬文会”之后,他身上却出现分裂的认同,一方面,他坚持汉文化的民族传统,但在另一方面,日本所带来的文明震惊,则又让他在现实上重新评估日本,甚至表现出臣服的态度。
  博览会的政治功能并不仅针对前清文士与士绅阶级,更针对一般大众。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对台湾有过重要影响,这位曾经留学德国攻读医学的日本官员关于殖民地台湾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要将比目鱼变成鲷鱼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意思就是说殖民地的台湾人要习得文明,仍需一段漫长的时间。至于被殖民者所需的“文明”,则是由殖民者所决定。日据之初,日本殖民者所带来的“文明”之一,便是卫生观念的强化。其因在于一八九五年日军入踞台湾之初,曾遭到台湾居民强大的反抗,日军死亡人数是甲午战争当中日本陆军死亡人数的三成,并且几乎全死于疟疾。也因此,日本据台之后,便以卫生观念的提倡作为首要之务。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殖民当局便通过卫生博览会的形式加强宣传,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博览会与西方语境中的博览会有所不同,是属于一种动员参加形式而非消费形式。
  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可分为武力统治与内地延长主义两大时期,约以一九一五年台湾最大武力反抗运动——西来庵事件为分界。如同岛内第一代社会学家陈绍馨所指出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台湾社会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期。瘟疫已不再威胁,疟疾也大有改进,西医的人数已比中医多,连牛瘟也能肃清。现代性的社会运动就是在此时发生”。除此之外,随着日本殖民政府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的深植,台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出现都市化以及工业超越农业的现象。此一时期,也正是日本开始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时刻。一九三五年所举办的台湾博览会是台湾殖民史上最大的博览会,这个以“始政式四十周年”为名所举办的博览会的重要政治企图,一方面在于彰显对既有殖民地的拥有;另一方面,则宣告了视台湾为南进跳板的野心,从展览会场当中的“东京馆”、“台湾馆”、“朝鲜馆”、“菲律宾馆”到“满洲馆”等的一一列置,就不难看出“大日本”的国族呈现与政治企图。事实上,这类国族呈现的博览会在日本本土也频频出现,而在这些博览会上,台湾的原住民被特别挑选出来,成为台湾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五年台湾博览会的宣传几乎竭尽各种可能的动员方式,从报刊的广告宣传、路边的广告看板、收音机等各种媒介,到通过学校系统组织学生进行参观见习等,不一而足。同时,这个博览会也在日本本土得到广为宣传。事实上,随着日本步入战争动员时期,博览会赖以成立的重要因素,如移动的可能性,也与战争开始结合,例如日本国内开始出现旅行热潮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时,旅行对象恰恰转向了兵工厂、军港乃至军事博览会。
  就台湾的反殖民运动而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出现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这一时期大的时代气氛,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的设想、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中国大陆爆发五四运动、日本出现大正民主运动、朝鲜出现三一运动等,进步思潮风起云涌,台湾的知识分子也身受大时代气氛的感染,投入到反殖民运动之中。面对日本殖民者所带来的现代性知识体系与现代生活方式,这批知识分子抱着相当复杂的心情。他们对于西方与日本所建立的现代文明有着深切的憧憬,并期待“文明台湾”的出现,医师出身的反殖民运动者蒋渭水在其著名的《临床讲义》当中,便表达出这种深切之情,他将台湾视为一个患者,从这个角度指出,“问及稍微深入的哲学、数学、科学及世界大势,便目晕头痛……”而其处方则是“正规学校教育:最大量;补习教育:最大量;幼稚园:最大量;图书馆:最大量;读报社:最大量”。因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所开展的反殖民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便是以通过文明的道路来找寻反抗之大众的方式进行。还要注意的是,随着日本与大陆左翼思想的传入,左翼力量也构成反殖民运动的一环。另外,也有部分作家能够跳出现代文明的迷思,开始将目光转向脚下的土地,例如去关注受剥削的蔗农。
  对西方与日本帝国通过博览会形式呈现其国族力量的企图,一九三二年左翼力量所出版的《新台湾大众时报》七月号当中,就批判了帝国主义与博览会之间的关联。而台北出身的小说家朱点人,更以反讽的方式描述了一九三五年的台湾博览会。然而,经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经济大恐慌之后的日本,决意通过侵略进一步拓展其帝国梦想,并对其国内的左翼力量进行扫荡,同样地,台湾的反殖民力量也遭受打压。藏在台湾博览会背后的殖民者的“帝国”企图,势将走上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