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老城厢的出发
作者：王安忆
我们先来看五妹妹是怎样失去她的遗产的——
失去第一份遗产，是在革命中。五妹妹及姐姐们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祖父罗老先生本是一名有产者：“在花园的藤架上套了一个环，把自己和自己住了大半辈子的花园洋房一道客客气气地还给劳动人民。”五妹妹的父亲二十岁参加革命，抗美援朝时以一等运输兵资格参加志愿军，回国后，留在北京为首长开车。他的妻子因不习惯北方水土，带了孩子回到上海，过着夫妻两地分居、一年一度聚首的生活。直到一九六○年，父亲复员回到上海，在市建筑队工作。组织上按照一个复员的驾驶兵的标准，为他们一家分配了一大一小两间住房，一家人终于得以安居。
祖父的老房子，位于上海西区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上，小说中说：“当上海发展为远东第一城，一九○八年上海的第一条有轨电车就通到静安寺，从此沪西这一带成为上海富商贵人云集的高档住宅区。”由此看来，祖父是上海近现代发展中的资产阶级，可算作市民里的中坚，但在第三代降生时，已经失去了这地位。现在，他们的家移到上海城东南面的老城厢，老城厢是这城市最具本土性的区域，它是上海建城后最早的市民居住区，曾经有过相当程度的人文与经济的繁荣景象，但在开埠后，外国资本基本是绕老城区而去，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走上颓势，衰落了。从罗家居住的环境也可以看出这个区域的陈旧破败——居处所在弄堂叫“药局弄”，地面是卵石路，上海话叫“台硌路”，也有写成“蛋鸽路”。房屋的格式为石窟门，黑漆铁门内是一个极浅的天井，客堂间也很浅，为公用部位，楼梯下黑暗的三角间里装一只抽水马桶，为厕所。三楼朝南的一大间，加上楼梯转角处一小间，俗称亭子间的，就是罗家的住房，在那间朝南房间里，还套有一个小小的盥洗室，大约是当年房东为提高租金，在旧房的基础上，添加的新设施。此时，房东姓李的一家，则住在三楼的朝南厢房和朝东的过街楼。这样的格式，在石窟门房子里，也算作老旧的一种。小说中特别写道，推出窗，就可看见四周簇拥着大片的屋顶，覆盖着红、黑或灰的屋瓦，表明着稠密的居住人口。
虽然从这城市的中产阶层跌落到较为底层的市井，但未出生的五妹妹还有着一个完整的家，有父母可依恃。不幸的是，正当五妹妹出生前夕，父亲在一个雾天，出了车祸，死了。母亲被这突然的打击震得失了魂，连哭都不会了。就在此时，老城厢里密集的邻里关系发挥出拯救的作用，昔日的房东，现在的邻居李家伯伯照脸给她一个大巴掌，把她打醒——市井社会是一个不让人沉沦的地方，它有一种绵软的互相牵制的力量，里面包含着同情，也包含着互相干预，甚至互相侵扰，它是以一种近期目标来解除人的虚无感，就像李家伯伯听说新寡的女人魂不守舍时说的：“这哪儿成！五个孩子怎么办!”说完就去打耳光了。当然，在它不让人沉沦的同时，它也不让人升华。——五妹妹就是在一场大悲恸中落了地，母亲到一年之后，方才想起替她报户口。这里有一个细节含着些寓意，就是五妹妹上面的四个姐姐，按着班辈以花木起名为红梅、红兰、红竹、红菊，到了五妹妹，“梅兰竹菊”四君子都用完了，父亲又不在了，母亲大恸道：“我哪里晓得梅兰竹菊后面还有啥呀！”慌忙中，五妹妹就叫了“罗五妹”，于是，五妹妹在没了父亲之后，连这么点名义上的传承都中断了。这是五妹妹失去的第二份遗产。
第三份遗产是五妹妹的婚房。五妹妹一落地，便是这城市的底层市民，几乎是赤贫。母亲在里弄的工场间做工，这是城市工业中最低级最落后的生产单位，厂房散设在民房中，以手工或简单的机器加工附件为主，所以成员多是家庭妇女和城市闲散人口，集体核算经济，收入便相当低。母亲就以这一份微薄的工资抚养五个女儿。接着，“文革”开始，大女儿、二女儿相继离家插队落户，再然后，“文革”结束，三姐考上大学，搬去学校住，家中只剩下母亲和四姐、五妹妹。五妹妹是母亲最怜惜的孩子，因是遗腹女，又因是父亲所期望是个儿子的孩子，所以，母亲立愿这个女儿是要留在身边的，说:“我就把你当儿子，你要在家里结婚，生孩子，那个时候，妈就高高兴兴地睡到亭子间里去!”这个允诺也是五妹妹仅剩的遗产了。有了妈这句话，她便可放心，将来她是有一间婚房的。小说里这样写:“每天吃过晚饭，她就端了一把竹椅坐在天井里望着天，甜蜜地想:和谁结婚生小孩呢？”在上海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住房是最紧缺的。可是，五妹妹还没等到结婚的年龄，她的婚房就落空了。四姐姐红菊中学时代就恋爱了，对象正是隔壁李家伯伯的儿子李军，两个小儿女偷尝禁果，结果怀了孕，只能匆忙嫁出，问题是两家谁出婚房。在上海市井做不做上门女婿没有成见，出让一间婚房却是大事，两家都意在对方出房，僵持着，到底女孩子家拖不起，母亲只得临时改变计划，将唯一的一间像样的房间给了红菊。于是，五妹妹的婚房住进了四姐姐一对新人，她只能和母亲一起蜷缩在小亭子间里，而很快，连这么一点立锥之地她也要失去了。
第四份失去的遗产——这就要稍微回溯一点情节，她五岁的时候，曾经不经意撞开李家的门，不想李军正站在澡盆里洗澡。在居住密集的旧式住房里，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这一回情形有所不同。五妹妹方长成，李军则已是发育中的少年，不由地，五妹妹情窦初开，以后，她想着“和谁结婚生小孩”的那个“谁”，就是李军了。现在，李军突然要结婚生孩子，却不是和她，而是和四姐姐，五妹妹当然是受伤的，而且心生怨怼。不久，就发生了摩擦，在如此恶劣的情绪之下，冲突不断升级，最后演化成一场事故，红菊流产了，李军小夫妇俩与五妹妹结下深仇大恨。五妹妹不敢住在家中，只得住到同学吴桂芳家里。就此，五妹妹失去了她的全部遗产，彻底成了个一无所有的人，她怎么办呢？只有白手起家，就这样，五妹妹走上了她的奋斗的人生。
五妹妹的奋斗人生，目标总体是房子，这一目标几乎贯穿了她半辈子的奋斗。
吴桂芳的母亲是菜场里卖肉的，家境富裕，在这个阶层里，所谓富裕不过是吴桂芳有一间从天井搭出来的披屋做闺房，她可经常吃猪油渣。但她的母亲却也是一个粗疏笨拙的女人，将日子过得很混乱。吴桂芳周身上下很邋遢，也承继母亲愚顽的秉性。精灵乖觉的五妹妹所以与吴桂芳做上朋友，一是有猪油渣吃，同时，卖肉的女职工也是五妹妹的母亲是需要巴结的，那时候肉制品都是配给，部位、品质、分量的高低全凭操刀人的感情趋向；二也是缺乏心机的吴桂芳宜于相处。凡思路细密的人大约都需要一个简单的人做伴，再加上像五妹妹这样，聪敏是聪敏，可没有父亲，家道单薄，内心亦有一种软弱和自卑，吴桂芳的呆笨粗糙在某一方面是可平衡她的心理的。于是，这时候，五妹妹就住在了吴桂芳家中。然而，寄居的日子却将这种平衡关系颠覆了，这主要体现在吴桂芳的母亲的态度上，她变成了五妹妹的房东。尽管极力地压缩自己，不在她家吃饭却还交搭伙费，尽少在她家出现宁可在街上闲逛，却还是要领受她的闲言碎语。吴桂芳是纯朴的，她真心地欢迎五妹妹来住，可她的智能又实在不能给予五妹妹安慰。况且，这一家粗鲁的生活也让五妹妹度日如年，这样，她就不得已为自己考虑存身之处了。在她那个阶层，以她所受的教育，她能够想象，也可能实现的出路，就是一个男人。这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她心里是模糊的，只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必须有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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