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气味、仪式装置
作者：刘 禾
那次赶到上海去参观徐冰《烟草计划》的特展，是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时隔不到两个月，就传来一则新闻，说本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两位科学家，对气味受体和嗅觉系统组织方式的研究有独特的贡献。他们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理查德·阿克塞尔，另一位是在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任职的琳达·巴克。这两人发现了与气味受体有关的大约一千种不同基因的基因大家族，研究了从分子层面到细胞组织层面，人的嗅觉系统如何辨认和记忆将近一万种气味种类。让我惊讶的是，嗅觉和记忆之间的交流要靠一千种不同的基因来维系，这个基因大家族占人体基因总数的百分之三，足以说明其重要性。
徐冰《烟草计划》装置的初次构思和进行首展的地方，是在美国南方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叫做达勒姆（Durham)的小城。这个小城相当有名，因为它是美国大烟草商老杜克（James Duke)当年发迹的地方，也是著名的杜克大学所在地。顾名思义，杜克大学最早就是杜克家族出资创立的。徐冰的展品中有一批与达勒姆和老杜克的英美烟草公司有关的档案材料，其中之一是玻璃展柜里面的英美烟草公司当年的收支平衡账目，条分缕析，赫然入目。徐冰为我们展示的这些文献和烟叶作品，具有强烈的视觉震撼力；但在视觉形象之外，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烟草阴魂，它就像老杜克所代表的气味一样，真是无所不在，里里外外笼罩着徐冰的作品和展厅的空间。我想，《烟草计划》若有什么言外之意的话，这个言外之意，或“景”外之意，一定飘忽于在与不在和显与不显的界限之间。气味正是属于这个非视觉、而又实实在在、不容忽略的物质存在。
对我来说，达勒姆城的气味还带来某些个人经历的联想，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曾在达勒姆附近生活过一年，当时我正在“全美人文研究所”从事研究和写作。我记得清清楚楚，每当走近达勒姆城时，就有一股熟悉的烟草气味扑面而来。尽管达勒姆的烟草工业早已不景气，厂房也有些颓败，但空气里依然弥留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气味，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过，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令人感慨的是，多年以后，走进徐冰的《烟草计划》上海展厅的那一刻，我又一次被达勒姆的气味所打动，它顿时勾起我对当年的一些人和事的回忆。记得有一次在达勒姆跟当地老人聊天，某公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便聊起当地的掌故，他说达勒姆这个小城曾经跟中国有非常密切的交往，从十九世纪开始，传教士和烟草商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重要纽带云云。老先生的话大致不差，因为我当时正好在研究十九世纪新教传教士的活动，对美国南方传教士的事情也略知一二，可以用文献支持他。至于烟草商的事，我了解甚少，可以说，从未关心过。但看到说话人，一提达勒姆烟草商在中国发迹的事情，脸上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自豪，这反而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找来当时唯一的研究美国烟草大企业在中国开拓市场的近代史专著，开始给自己补课。我读的就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写的《大企业在中国：烟草工业的中外竞争 一八九○——一九三○》。这本书标题里的“大企业”既包括人们今天所说的跨国公司，也包括与之竞争的民族企业和买办商人。可惜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中文版本将原书的书名Big Businesses in China译为《中国的大企业》，而不是《大企业在中国》，这就变成了另一个意思。
从《烟草计划》的精心构思看得出，徐冰认真钻研过高家龙所讲述的那一段历史。在艺术家群体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徐冰毫无疑问是站在当今思想界最前沿的艺术家。他几乎在每一部作品里都灌注了对历史的深刻关怀和对符号的推敲与质疑，而且总能不断地把我们对文化和文明的思考推向新的高度。我没有问过徐冰，他二○○○年住在达勒姆的时候有没有过类似于我那样的经历，是一个什么样的偶然契机使他开始关注老杜克的发家史？《烟草计划》的上海展厅刚进门的地方，摆着一本巨大的、用厚厚的烟叶装订起来的书，长一百二十厘米，宽九十厘米，徐冰给它起了个贴切的中文名字，叫做《黄金叶书》。这个名字不仅指出书页的材料，还标出了材料的身价。《黄金叶书》的书页是翻开的，仔细一读上面的大号铅字，才发现这烟叶书正是多年前帮助我了解老杜克发家史的那本高家龙的《大企业在中国》的中文本节选。所不同的是，徐冰的《黄金叶书》在材料上就已经体现了书的内容，艺术家对烟叶材料的处理，把史料价值为我们提升到另一种境界。展现在我眼前的是百年跨国烟草工业的一个自说自话的具象，可见、可嗅、可触，可噬，因为听说书里藏着无数的肉眼看不见的烟虫，正在悄悄地蛀蚀着《黄金叶书》的书页。我琢磨这些烟虫的视角，一定很有趣。徐冰给我们的历史已经不再是史学家耙梳档案的学术成果，而贯彻了另一种真实，是艺术家眼里的真实，它把历史和当代一下子拉得很近，直到完全重叠为止。我很重视《烟草计划》的这种当代性。徐冰在上海的座谈会上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来上海的头一天就注意到BBC报道的英国三五公司计划在中国建立第二大烟草生产供应基地的消息。反过来讲，《烟草计划》的当代性更离不开艺术家的历史关怀，两者之间的关系说起来容易理解，但做起来难度相当大。怎样处理历史？怎样处理文化符号？这是当代所有艺术家，尤其是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共同面对的难题，稍不留神，文化符号就会变得陈旧、僵化，返回常识，或者落入全球化消费主义的文化怪圈，这使我想到当代中国电影。我不愿见到的，但正在眼前发生的，恰恰就是当代中国电影陷入这个文化怪圈的事实。
幸亏我们还有徐冰，还有他的装置艺术。徐冰在《烟草计划》的构思中，把展览场地本身也引入了历史叙事，使不同的时代在同一空间场所获得极具冲击力的视觉体现。承办《烟草计划》的沪申画廊的主展厅，位于上海外滩三号，对面就是黄浦江。隔窗望去，可以看到对岸高楼林立的新浦东，再仔细一看，就会发现，窗前的景色其实处于借景和绘景之间，这是因为，展厅的几扇落地玻璃窗上，有墨笔勾勒出的民国时期上海外滩的景色，远处的今日浦东，则透过玻璃窗上旧日外滩的平面图景的空当，才得以显现，这是徐冰的对视觉叠加手法的创造性运用。有不少观众被这个作品所吸引，他们徘徊在窗前，重复体验这种时间、空间和历史意象上的叠加。看完窗前浦东的景色，回转身就是一条长案，案上有一装置，是徐冰利用《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品做成的。一只特制的香烟横在《清明上河图》上，烟体极长，正在慢慢燃烧，已燃尽的烟丝在纸上留下一些弯弯曲曲的草灰蛇线。徐冰的意图似乎比较明确，可以把它理解为近代烟草工业对中华民族所施加的暴力。按照李陀的说法，在《清明上河图》复制品上烧香烟，还记录了某种时间性和空间性。由于《清明上河图》本身也是符号，我们大家熟悉的符号也不得不随着香烟的燃烧情形而发生转义。接下来的问题是，《清明上河图》本身的历史性又当何解？它是什么性质的文化符号？复制品的《清明上河图》有没有自身的符号性和历史内容？总之，在这一件作品里，我们已经看到空间、时间和古今中外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如何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并获得尖锐而丰富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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