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萨义德论恐怖主义

作者：胡新亮

　　二○○三年谢世的被誉为“巴勒斯坦之音”的杰出批评家爱德华·W·萨义德在数十年的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政治的实践中，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问题发表了相关见解。对于萨义德来说，恐怖主义问题总是和东方主义批判、对美国政治的评论以及对阿拉伯世界政治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萨义德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认同恐怖主义一词，认为它已经成为一个不需要顾及历史、语境、社会和其他东西的词汇。萨义德以其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主张代之以“暴力”(violence)一词，来消除“恐怖主义”这个名词的派别意义和意识形态内涵。萨义德说：“我更倾向于使用暴力一词，它容纳了不同类型的暴力观念……我想最好不要去谈论恐怖主义来表明我们不是恐怖主义者而他们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者；最好表明恐怖主义有着一种历史语义学，它与其他一些社会过程相联系，并与我们起着相对立的效应，以此遏制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暴行，消除绝望和非理性恐怖的因素。”（E. W. Said, American Intellectuals and Middle East Politics (interview)，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Vintage Books, 2001, pp.331-332）
　　萨义德不愿看到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在世俗政治和媒体的再现中被误解和歪曲。萨义德认为在外界看来“巴勒斯坦人总是被当作难民、极端主义者和恐怖分子”（E. W. Sai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这无论是与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种族主义政策的合法斗争，还是与建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国家的最终政治目标都背道而驰。政治期许与现实形象的差距之大是可怕的，巴勒斯坦人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套用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的话，巴勒斯坦人无法再现（代表）他们自己，只能被以色列和美国再现（代表）。萨义德对恐怖主义的批评，就在于恐怖主义的所指往往无视现实的政治困难和民众苦难，混淆了正义的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与极端主义行动之间的区别。
　　然而，极端主义行动所造成的现实政治的困境毕竟是不能回避的。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普通民众成为日常暴力冲突的无辜受害者，这种灾难同时施加在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身上。萨义德指出，西方总是将巴勒斯坦人与恐怖主义直接联系起来，巴勒斯坦人抗以斗争的全部内涵由此被遮蔽掉了。萨义德对媒体的片面报道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在把巴勒斯坦人以及巴解组织妖魔化的同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杀、驱逐和战争暴行却被可耻而阴险地忽略而未予以报道。在萨义德看来，恐怖主义这一指认已经成为一个空洞且危害极大的词汇，它仿佛意味着对西方自由文明世界的进攻，它带来的不是被压抑族群问题的解决，反倒是助纣为虐，恶化形势。他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比起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的残暴的军事行动来说，到底谁更加恐怖主义呢？对于已经陷于相互复仇泥淖的巴以双方而言，恐怖主义的指责不可能是单方面的。
　　萨义德强调巴勒斯坦人民的现实处境，是反抗，是争取自由，而不仅仅是恐怖主义。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选择极端主义的方式反抗以色列的残暴统治，非此又能怎样呢？萨义德说：“我的想法中无比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完全的坚持不懈；他们不会离开，即使遭受了驱遣、放逐和占领。”西方需要认识到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了解他们的政治目的、想法和权利要求，对于原本以为靠种族清除政策就可以使巴勒斯坦人消失的以色列来说，这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萨义德强调这样的事实，即巴勒斯坦极端主义活动造成了少量的伤亡，“以色列官方的军事政策却打击了全体阿拉伯居民”。即使如此，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认为巴勒斯坦人不存在，巴解组织是纳粹帮，而阿拉法特则是孩子的屠夫。毕竟，以色列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使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宣传轻而易举被美国官方接受，并且通过大众传媒告知公众。恐怖主义成为本质主义的标签，牢牢地粘贴在巴勒斯坦人的身上。
　　恐怖主义标签与伊斯兰教的密切结合是东方主义传统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延续。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目前在西方社会已经逐渐放弃诸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的称呼，而改称为“政治伊斯兰”）总是危险的敌人，总是对西方的威胁和挑战。对于伊斯兰教的丑恶化描述与极端主义活动形影相随。萨义德认为，将阿拉伯人塑造为恐怖分子的形象是新闻媒体、学术界和犹太复国主义蛊惑人心的宣传的协同作用。对恐怖主义的认定实际上是所指明确又暧昧的政治指认行动。通过媒体的报道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展示，人们所看到的总是来自伊斯兰教世界日益增长的威胁和侵犯行动，受害者的虚拟感觉支撑了对恐怖主义的担忧，它使人们无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不同和众多方面，似乎阿拉伯和伊斯兰就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
　　傲慢的、对伊斯兰的本质主义认定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直接推向了西方的对立面，这种反历史主义的观念将伊斯兰的某些方面视为亘古不变的邪恶本性，认为它是反对西方的力量持续不断的源泉。那些亘古不变——本质主义的政治表现无非如此——以其专横的手笔一笔抹煞了千变万化的世界实景，对交叠重合互相影响的历史视而不见。今天通过媒体再现的伊斯兰的“整个历史、文化、社会仅仅以被删节的、严密包装的形式经由媒体传播”，那么，恐怖主义观念的深入人心也就不可避免了。即使在“九一一”之后，在美国的公共领域也没有什么关于伊斯兰或者阿拉伯人的积极性的认识来平衡泛滥的否定性形象。
　　面对积重难返的巴以局势，除了相互的指责、谩骂、袭击和报复之外，政府行为在严苛的政治教条指挥下主导社会行为所发动的集体暴力，萨义德难以容忍这样的政治困境。犹太人在历史上的深重苦难的记忆，以及二战后因法西斯主义进行的种族灭绝所形成的大屠杀叙事，在以色列国的政治宣传中塑造了基本的政治倾向，成为其政治伦理合法性的根基。巴勒斯坦人“盘踞”在以色列的周身，这使以色列感到不舒服。强占了别人的土地，驱逐了那里的人民，这并不是遭受大屠杀的道德优势所能够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宣称，巴勒斯坦人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这些无属的人民不过是暴力的恐怖分子，而以色列是要在纳粹种族灭绝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富有活力的民主的地区性的超级力量，但事实上这却是在巴勒斯坦的废墟上。历史事实是，大约有七十五万巴勒斯坦人一九四八年被驱逐，现在人数已经超过了四百万。其余的一百二十万（现在则是一百万）随后便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只占以色列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八，而且他们被边缘化了。除此之外，有二百五十万居留于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没有自治地位。二○○五年，以色列沙龙政府执行了从加沙地带单方面撤军的计划，该地区随后被巴勒斯坦临时权力机构接管。
　　在萨义德看来，指责巴勒斯坦人为恐怖主义分子是严重缺乏道德支持的，虽然萨义德将极端主义行动与暴力联系起来，表明他也明白极端主义活动对现实政治议程的危害。在巴以问题上，萨义德反对恐怖主义是与反对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萨义德认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导致不断升级的暴力活动（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极端主义行动以及带来的以色列的大规模报复）与分离倾向（巴解组织与哈马斯等组织的政治议程严重不符），这丝毫不利于宽容共处的政治局面的形成。萨义德对极端民族主义所抱的态度乃是其不主张以暴力流血甚至极端主义的方式反抗以色列态度的表现，因为这不但无法真正寻求生存家园，而且恶化了巴勒斯坦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得不到道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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