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擦桌子的“主义”
作者：吴 思
我在中学也干过类似的事，但坚持的时间不长。我插队时做过更无私的事，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但坚持越久，困惑越重。最后，所有困惑都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我热爱人民吗？爱，擦桌子扫地和英勇献身都不成问题。不爱，这么做是否矫情？是否虚伪？或另有所图？
这是一个让我恐惧的问题，它导出一个令人恐惧的答案。如果把人民这个抽象概念换作我熟悉的那些贫下中农，那些既有长处也有毛病的真实个体，那么，我的真实感觉是：不爱。有同情，有怜悯，有尊重，有轻蔑，对某些人也挺喜欢，但就是谈不上爱。我当时已经有了暗恋的经验，尝过爱的滋味。为爱人做事是满心甜蜜的，甚至比为自己做事更加甘心情愿，而我为贫下中农做事却感觉很苦，心里很不平衡。
一天下午，大概在一九七九年春季，我和吴方一起骑车去什么地方办事，我借机向他发难。我问：“我看你经常为同学擦桌子，为什么？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擦呀？……你爱他们吗？”
吴方不说话。我逼问道：“爱他们，帮他们擦桌子就很自然。否则就不自然，就值得自我追问。你能感觉到爱吗？你爱人民吗？我很好奇，你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
吴方说：“我没有想那么多，随手就擦了，手里有一块抹布，擦一张桌子也是擦，多抹几下也不费什么事……我没想那么多。”
我失去攻击目标了。现在回头看来，吴方的回答合情合理，但我当时习惯了两极化的思维，擅长上纲上线的批判，很缺乏分寸感。我硬把他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代表，就自说自话地往下讲。
我说，毛主席要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这些说法都很漂亮，但最终都需要一个基础：热爱人民。如果不爱呢？岂不是与最深刻广大的幸福彻底绝缘？岂不是命中注定只有那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
我说，这些想法让我感觉到眼前一片黑暗，感觉到近乎绝望的恐惧。进一步说，这种个人患得患失的恐惧本身也让我感到恐惧——我的根子居然也是自利的：我怕与最深刻的幸福绝缘，因此才要热爱人民。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的自我改造，真可以进入大公无私的境界吗？这在逻辑上如何说得通？我不敢深想，也想不下去，但我不能不面对内心的真相。
我很希望吴方和我争论，在内心冲突中我练熟了一些招数，自信可以打退他的驳难。例如，爱是什么？无非是人们对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的一种肯定性情感。如果我是农民，可以自给自足地生活，与张三李四这些人民的构成者有什么关系？或者我是工人，老老实实地干活吃饭，做好我分内的那点事，拿自己的劳动与别人交换，一点也没有欠谁，爱的基础又是什么？把寻常合作或平淡交易说成热烈的爱，是否有矫情或滥情之嫌？等等。我寻机驳倒他，在潜意识中更希望他驳倒我，把我从绝望中解放出来。但吴方只是凝神倾听，并不和我争论。
据说，两个人交往的深度，在说者的感觉中，等于袒露内心的程度，听者只要用心倾听就可以了。我和吴方的这次谈话，尽管他没说什么，但我袒露的恰好是内心深处的困惑，所以我对他总有知己之感。
中国古诗反复咏叹生命在无限时空中流逝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吴方是诗意很浓厚的人。
似乎在快毕业那年的元旦，班里组织活动，最后有互赠送纪念品一项。吴方给我的纪念品是一张明信片，上边抄着李商隐的两句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种诗意很接近吴方的格调。虽然在意料之中，我仍然感觉强烈。当时我二十四岁，他也不过三十出头，笔下却如此暮色苍茫。
很久以后，我看到“二战”后一个德国战俘的自述，他从战俘营获得释放，回家的时候，有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尽管年方十九。恐怕许多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都熟悉这种感觉，年纪轻轻，却经历过许多失败和挫折。当年投入得越彻底，历尽沧桑的感觉越浓重，人生刚到立春，心灵已进入深秋。在时空差异极大的相似之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种感觉与生活的浓度有关，与失败和挫折的强度有关，与国籍地域或年龄并无直接关系。
当然还存在着个人差别。吴方的气质似乎与秋天特别合拍。他去世前半个月，我和几位同学去他家探望。只见他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幅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用当时已经传入的西学术语来说，这个文本贯穿了根本性焦虑，体现了终极关怀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
原来，吴方的读写生涯，就是在这种背景上进行的。
我的书架上有吴方的两本书，一本《世纪风铃》，一九九三年我在书店偶然看到买的，随手翻翻就放下了。一本《斜阳系缆》，吴方一九九五年去世后出的，为他儿子上大学集资的同学们人手一册，留为纪念。据说，《斜阳系缆》这个书名，是吴方去世前半个小时打电话到责任编辑家确定下来的，一派告别人生的意境，让熟人不忍遽入。
一转眼吴方去世十年了。翻看故人的两本书，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当年无解的问题也复活了。细读吴方，跟随他去理解晚清和民国的历史人物，我在类比之中领会了一九七九年那次追问的实质及其历史背景。
当时的中国，已经在历史上最激进的社会改造试验中走到尽头，改弦更张式的大变革悄然启动，但“文革”的意识形态和工农业政策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螺丝松动了，架子还撑着。
当时的我，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仍局限在毛泽东思想的视野之内。用这种眼光看，我上大学就属于临阵脱逃：从学大寨运动的最前线败下阵来，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路上碰了几个钉子就半途而废，变相追求舒适的生活。我心里有点愧疚，又扭扭捏捏地不肯认账，我觉得自己已经竭尽全力，路走不通不是我的错。这种“非战之罪”的自我辩解，逐步转为对革命路线及其指导理论的怀疑。
至于热爱人民问题，就是对原有的主流理想的置疑，就是对“公而忘私”甚至“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根基的置疑。锋芒所指，竟是一种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核心，一种创造新人的历史性努力的软肋。在这类置疑之后，个人主义开始取代集体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开始转型，转变至今仍在进行，但大轮廓已经可以辨认了。我的个人追问，其实是极左阵营内部在实践中发生的对原有道路的置疑。
个人主义是如何大规模取代集体主义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吴方站在前沿的方阵里。他研究晚清和民国人物的思想，搜寻上一轮历史选择所丢弃的瑰宝，重现被扼杀的历史可能，帮助我们接续一度中断的探索和建设。
一九九一年七月，吴方在《百年话胡适》中写道：“在胡适早期思想中，有分量的一节就是他所介绍的‘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吴方引用胡适的原话解释这种人生观:“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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