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学者的良知与市侩的手段
作者：孙 郁
但《新青年》的几个主力，谈文学与历史尚可，讲政党政治就不免书生意气，终究有些隔膜。如果以陈独秀、鲁迅为例看他们政治意识中的矛盾、无奈的选择，现代史上根本性的症结，也可见一二了。
对中国政坛风云，鲁迅一直不感兴趣。辛亥革命前后，他只是个思想的呼应者，但对血与火的前线，却无力献身。他自称没有掉头的勇气，当别人劝其加入暗杀队伍时，首先回答道：我死了，谁养我的母亲？鲁迅曾自嘲过自己，不过是乱世的苟活者。他不止一次地向世人谈及了这一点，言外也有内疚的痕迹吧？
有人在回忆录里曾谈到鲁迅加入过光复会，但周作人却否认了这一点。不论加入该会与否，有一个事实是，虽置身于激进潮流里，他注重的是思想与艺术上的事，而不是政治运动本身。至多不过是从艺术与思想中体现一种政治观，但却一直成不了政治家。他觉得当时的中国，清理思想旧迹比什么都重要，无论是专利还是共和，都与国民性的本源相关甚少，人本主义才是吸引他和周作人的首要东西。比之于陈独秀、胡适诸人，彼此是颇不相同的。
《新青年》创刊初始，引人的是学术思想问题，政治现象仅包括其中。陈独秀喜欢以文化谈政治，根柢还落在时事的评论上。这一切鲁迅不觉新鲜，不过是《民报》、《甲寅》的翻版而已，难说超过前辈。《新青年》同人思想的焦虑引入了学理上的问题，后来不得不纠葛到政治体制上，连胡适也从学界跳将出来，大谈“好政府主义”。看来“五四”那一代人，要真的“纯粹的精神静观”，比登蜀道还要难的。
陈独秀、胡适后来热衷政治，在鲁迅而言有点可笑，原因自然是他们乃一介书生，不过纸上谈兵而已。一九二五年，他在与徐旭生的信中写下了以下一段话，能看出彼时的心绪：
通俗的小日报，自然也紧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们只要将《第一小报》与《群强报》之类一比，即知道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获失败无疑。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暌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
鲁迅的话有一点值得注意，他排除了政治，也排除了启蒙，将视点落在知识群落上，即造就一支思想者的队伍。这支队伍大概不仅仅都在学院里，社会上的独异者，似乎更引起他的兴趣。然而其人数也是寥落的。对政治的腐败，在痛恨之余，是远离其身，以批判的姿态直面着它。在教育部任职时，往来的客人也只是许寿裳、陈师曾、钱稻孙一类书卷气很浓的人。偶尔在笔下出现官员，多见微词，印象很坏。比如袁世凯、章士钊等，都非什么可近之人，有时甚至恶语相讥。鲁迅曾说官腔与官气，乃陈腐的专制社会的遗绪，那是对的。所以他笔下的官，都有一点漫画的色彩。革命者与做官，并非可以画等号。但不幸的是，热衷于革命的人，后来大抵都坐到太师椅上去了。
《新青年》后来的分化，是与政治问题相关的。有人喜谈学术，有人要干预政治，那结果只能是各自东西，寻自己的去路。其实这个同人的危机，一开始就隐含其间的。陈独秀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那篇《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就说道：
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我以为谈政治的人当分为三种：一种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职业；他所谈的多半是政治中琐碎行政问题，与我辈青年所谈的政治不同。一种是官场以外他种职业的人，凡是有参政权的国民，一切政治问题，本可以不去理会；至于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推哑呢？
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分扰，国亡灭种而后已！国人其速醒！
陈独秀后来所以走了与鲁迅不同的路，此文或可做一些交待。鲁迅对陈独秀的选择，既无誉辞，亦无贬义，只持一种沉默的态度。在鲁夫子眼里，《新青年》诸君，学者的良知是有的，但缺乏市侩的手段，从政者不谙黑白之道，对读书出身的人而言，也只能败下阵来。这一看法在几十年后被不幸而言中。
陈独秀虽然是共产党的元老，其思想影响过几代人，可他后来发现，身边的青年党员，和自己相近者殊少。先前的士大夫吃儒学之饭，现在入党亦有啖饭之道，名堂渐渐多了。蒋介石清党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共产党处于被动的地位。陈氏也陷入党内青年的包围之中。这个情形与鲁迅很像。一九二八年上海的左翼作家们，有的也是狂轰滥炸过鲁迅的。鲁迅在那一次围剿里，就意识到了意识形态里亦有杀人的武器。以观念杀人，是一些狂妄青年的发明，陈独秀对那些青年作家的无知就颇为愤慨，后来有文章专门谈及于此，亦可谓在为鲁迅鸣不平吧。青年总要胜于老年的，鲁迅与陈独秀都曾这么看。但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清党，鲁迅就感叹一种妄想破灭了，杀戮青年的，恰恰是青年自己。陈独秀对鲁迅的感想，大概是认同的，他后来受到党内青年的围攻，受伤之深远甚于鲁迅，忧愤与绝望非他人可以体味。五四新文化的受挫，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自政治文化的冲击。陈独秀没有料到，他点起的政治文化之火，首先烧伤的正是自己。
鲁迅与陈独秀都不会做官，后来逃逸掉了，成了自由人。但你看他们俩的对手王明等，就神态不同了，很有点官腔官调的。鲁迅晚年同周扬战，大约就看到了文化官僚气的陷阱。文化官僚，亦奴隶总管也。此风蔓延的结果，也只能是思想的凋零。后来的历史，不也证明了这些么？至于陈独秀与王明诸人的交锋，似乎也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人本意识与苏联教条主义的冲突。舶来的东西一旦被当成圣物崇拜，人便会委身于它，终将成为奴隶。可陈独秀偏偏不愿成为这样的奴隶，从思想界跨入政界，纯净的心灵便易被俗谛所扰，欲洁身自明，是要历大苦难的。
倘若对比一下王明与陈独秀的差别，当会解释清楚诸多现代史的问题。中国革命的悲喜剧，大概可一目了然。王明应当算是陈独秀的同乡。陈独秀搞新文化运动时，王明刚刚上小学，后来也多少受到过《新青年》遗风的影响。一九二五年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不久就染有行政官员气息，唯上，唯书，迷上了“权威”。查王明文章，行文的风格多台阁体，不仅对国情知之甚少，对马克思基本精神亦了解有限。王明也喜欢写诗，但都枯燥苍白，几无情致，是个无趣味的人物。与鲁迅、陈独秀不同的是，出发点不是文化上的焦虑，对旧文明与域外思想，没有基本的、常识性的判断。在莫斯科的几年，只学会了党同伐异，构陷异己，别无所长。一九二九年起，开始向陈独秀发难。他的第一篇批判陈独秀的文章是《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撒翁”系陈独秀的笔名。陈独秀以为中央在处理中东路事件时，过多说教气，离开了本土思考问题。而王明则完全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夸夸其谈，不过一种先验意识的演绎。读他的文章，让人想起“文革”中的批判文字，说其是“文革体”的先驱也不为过的。王明一生留下的墨迹，只能算现代史里的垃圾，与陈独秀比，不足为论。陈氏判断问题，不失学人的机智、纯态，并未同化到政党政治的方阵里。即便是错误的文本里，还能嗅出一丝书生的情调。而我们看王明的《〈武装暴动〉的序言》、《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等，都是本本主义的复制，不仅人格的力量丧失，思想的力度也无。王明那些人是把自我消失在八股中的，要为上司负责。陈独秀仍保持着怀疑的目光，要说自己想说的话。所谓要有学者的良心正是。但王明却偏偏要扑灭此点，以权贵替换自由。在那篇《论陈独秀》的短文中将陈氏视为革命的叛徒。五四新文化的主将在此遇到了灭顶之灾，要么坚持自我，要么依附过去。但他却选择了前者，听任于良心的召唤。陈独秀在厄运中，退到了鲁迅式的选择里。那时的国民党与共产党领导，乃至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派，都不喜欢他。不仅被开除出党，也被“托派”集团驱逐出去，变成了孤独之人。分析他的一生，我有时想，他的走向政治，搞党的建设，没有一点社会基础。身边的人要么是不谙俗谛的书生，要么系无聊政客，思路、境界与其相距甚远。这也让人想起瞿秋白，在与机会主义的周旋里，是殊难占据上风的。中国真的知识分子，论道容易举事难。陈独秀因《新青年》寻梦而誉满天下，又因梦的破灭饮恨千古。现代史最辉煌最惨烈的一幕，都落在他的身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