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一种模式的终结
作者：林建生
新望从与自己家乡农村的对比中认识苏南人，也开始认识苏南经济。他认为苏南经济发达得益于这里的文化底蕴。吴文化背景下的苏南人精致、唯美、勤劳、忍耐、懂世故、守秩序，十分适合工业化发展要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学界对经济发展中的东亚儒家传统文化作用进行过热烈的讨论。那么，苏南经济发展过程中突出的吴文化背景到底有没有特殊的作用呢？新望又通过和推动温州经济发展的“永嘉文化”进行比较，推论出两者之间的经济活动具有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永嘉文化开拓解放，豪迈大气，狂飙突进，而吴文化则传统深厚，精巧纤细，温柔敦厚；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吴文化重格物致志；永嘉文化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吴文化强调均衡、集体、等级。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轨迹看，苏南人安土重迁，注重实业，是从农业走向工业；而温州人逐利而流，注重市场，是从商业走向工业。苏南人精管理巧安排，温州人善运作会创新。从文化传统来解读苏南模式，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包括老一辈研究苏南模式的学者，但新望的分析更进一步。这大概只有“庐山外”、“庐山内”两种身份和角度都兼备的研究者才能推致出这种特殊的思考效果。
作者自创了一个概念：江南小三角，大体相当于沪+苏锡常+杭嘉湖地区，这是吴文化的核心圈，是长三角的精华部分。江南小三角拥有众多经济发达、市场联系十分紧密的传统工商型城市。历史上，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出现在这里。上海开埠以后，这里的经济长期处在中国领先地位。计划经济体制稍一松动，这里的工业企业就开始在农村星星点点，进而星罗棋布地涌现出来。
乡镇经济在江苏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苏南模式也如日中天。于是，其主要特征也被模式化地概括为“公有制集体经济为主，按劳分配为主；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两为主两协调”就是在今天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候看，仍然是美好的。可惜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彻底变了。容纳乡镇企业大发展的短缺经济消失，寻求外向突破也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困难重重。于是，乡镇集体企业负债率不断攀升，集资引发的金融危险不断加大。现实矛盾诱发了改革的冲动。此时，在一些针织、小机械等行业集中的乡镇，家庭化生产经营的企业不断增多，私营经济开始勃发。相反，较大规模的乡镇企业越来越难于维持，乡镇工人自立门户。另有一些乡镇则进行自发改制。当基层政府的控制越来越困难时，党的十五大召开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一场大规模的企业改制运动坚定而快速地进行。
作为理论研究，《终结》不是简单地描述企业改制的过程，而是深入剖析苏南模式下经济制度的弊端。所谓公有制集体经济为主，实际上是乡镇政府控制着企业的一切权利。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政绩经济模式、干部资本主义模式，这是一种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其内在的隐患造成乡镇企业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导致严重的低激励和负激励。苏南模式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是冲破计划体制而解放生产力的一种制度选择，但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一些原先创新的做法却慢慢地模式化地凝固为发展的包袱。例如，强调公有制集体经济为主，必然排斥民私营经济；所谓按劳分配为主，压抑创业热情，牺牲效率，最终使苏南地区的老百姓收入增长缓慢。苏南模式下的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政府控制并配置着经济发展的资源，而无视市场具有的内在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这很有点改革初期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并存的“板块”结合的特点。要素和分配的非市场化配置，造成许多浪费。两个突出的例证就是：乡镇企业大发展以后刮起了“小城镇热”，而现在看来，小城镇建设是乡镇政府一头热的人为的造城运动，很不经济，甚至成为进一步城市化的阻力；另一个，在旧模式下，政府不断把自己的目标和责任强加给企业，名目繁多的创建、达标都需要企业买单。这些非经营性活动不断侵蚀企业利润，削弱了企业持续发展能力，一直到最后，意识形态化了的模式弊端不断放大，市场环境变化后，把那些无论是有病没病、还是大病小病的所有企业一并改制成为唯一选择。
当喊出苏南模式历史终结的时候，江苏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一时难于接受。认为是对苏南模式“丢刀子”，部分官员则是害怕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力。但经过改制以后的苏南地区，经济发展路子更宽了，经过一两年的磨合期后企业普遍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企业主的投资意识明显增强。近五年，苏南经济发展很快，江阴、昆山、张家港等城市经济每年保持在11%至15%的速度，财政收入更是以每年35%以上的速度递增。另一个可喜的变化是，政府的经济功能明显理性化，从经营企业转向服务企业，政府已经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营造投资环境和提供公共产品上。显然，二○○○年以后的苏南经济发展进入了无模式个性化发展阶段，其发展格局已经和温州模式或者浙江经验相差无几。
但是，在观察苏南模式终结的过程中，作者无奈地发现，“发展病”后来又演变成了“改革病”。苏南几乎在一两年内迅速完成了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对这种运动式、政绩式的改制作者表示出忧虑。源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改革，是自发的、渐进的、谈判的。但到“十五大”以后，企业改制迅速演变成企业家和乡镇领导人之间的资产分配，而企业名义上的所有者即乡镇（村）社区内的老百姓、名义上的企业主人即企业职工和银行的权益都统统被忽视了。没有外来竞价者，区域内也无人能挑战原来的经营者，没有谈判，没有博弈，苏南的改制快速而又静悄悄地进行着。作者再一次提出“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新苏南？苏南有一大层温顺而沉默的大多数。命运对他们很不公，搞集体企业时，高积累，低分配，老百姓收入很低，但集体垮了，改制过程中又只富了干部”。
江南小三角的经济形态比较典型，其市场发育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这里历来是经济社会研究的富矿地带。新中国成立前后，从这一片不大的地方，走出了陈翰生、薛暮桥、孙冶方、徐雪寒、费孝通、吴敬琏等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大家，且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以扎扎实实的农村调查起家。近三十年来，苏南的改革历程又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史一个浓缩了的地区版本。乡镇企业脱胎于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应该说是农民自己的创造，是改革的产物，但它逐渐被旧体制同化了；在对这一改革的产物进行再改革的时候，改革的过程又缺乏程序上的正当性。新望认为，改革是必然的，但改革道路的选择是可以讨论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乡镇企业改制有违“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此乃导致集体资产流失的渊薮。在现实中，老百姓也有“改制让一部分人暴富起来”的议论。尽管在改制过程中根据群众的举报，政府发动了“企业改制回头看”的运动，对改制过程中企业经营者恶意破产逃债、隐瞒资产、虚假注销应收款、股本金虚位等行为进行复查，甚至追究过少数企业家的刑事责任。但是，以MBO（内部人出资购买）为主要形式的改制几乎是“一风吹”地成为历史性结局。
（《苏南模式的终结》，新望著，三联书店二○○五年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