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
作者：顾 彬
我决定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划定我讨论的范围，先从李白开始。关于中国文学的这位顶天立地的人物，在近期的研究中，一位美国汉学家提出了一些问题：在一些叙事诗中，李白以她们的名字讲话的那些女人，果真是她们在那样讲话呢，还是她们仅仅是李白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些话的代言人?（Chan，Shelly W.，《如何讲故事以及谁来讲故事：读李白的〈长干行〉和〈江夏行〉》in：Tang Studies，12/1994，esp.）当然，你可以轻易遇到这么个事实：男人不仅以女人的名义说话，而且女人也以男人的名义说话。比方说，你可以想到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其中的叙述者是一个男人。我不知道文学领域有任何男人，会反对女人采取男人的声音这样一种权力，他们也不会禁止女人以消极的眼光来描绘男人。
然而，我们的问题却要复杂得多，它将迫使我们返回到中国文化的黎明时分。你或许还记得庄子和惠施的对话，他们争论的那个问题，关系到人类对在快乐经验中的鱼有没有认知力和理解力。这迫使我们要对付好几个问题。如果李白被禁止以女人的声音讲话，那么语言就成为一种不可能之物了。另外一些问题于是就跳了出来：你不是鱼，你怎么可能谈论鱼呢？你不是天，你怎么可能谈论天呢？以及：你不是中国人，你怎么能获得关于中国人的知识呢？
自从我开始和中国打交道以来，我必得不厌其烦地听到一个口头语。起先，这说法使我呆若木鸡，接着这说法把我逗乐了，最后它只能使我怒不可遏。（我必须万分诚实地补充一句：这说法，我只是在大陆才听到，或者是从大陆来的中国人的嘴里听到；但在台湾和香港，从来没听到。）那个口头语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这弦外之音是很清楚的：只有中国人能了解中国。（当然，这样的说话方式不能一刀切地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我所知，韩国也有这样的说法；在阿拉伯世界，这样的说法也有案可查。参考Hanimann，Joseph，《镜子大厅：返回东方研究》），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1.08 1994.）设若这是真的，那我们就真的不得不对我们的思维来一番严肃的重新估计。以同样的口气，别人一定得允许我们下这么一个结论：只有日本人了解日本，只有美国人了解美国。你还可以相当符合逻辑地进一步推论：中国人不了解日本或者美国；中国人既不了解东方，也不了解西方。那么，什么东西能够保证如下这些句子的正确性呢：“只有女人了解女人”、“只有鱼了解鱼”、“只有天理解天”，以及“只有我了解我自己”？我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习惯说法包含着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只能导致另外一些谬论。以类比的方式构造的一些命题，如“只有谋杀者了解谋杀者”或者“只有纳粹了解纳粹”，就把这个荒谬论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说这种话的那群人缺乏安全感，其心理学因素，就暗藏在这些命题当中。如果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那自然就可以由此说，外国人不可批评中国人。外国人将必然是错误的，方便得很，中国人必然是正确的。
我们的实际经验很难和这种见解相符合，并不令人惊讶。作为一个外国人，尽管我不自认为我就能了解中国，但有人却仍然要我对中国学生进行考试。双方都为这种安排忐忑，因为双方都不想丢脸。这位“外国人”不想问那些送人情的简单问题，中国学生希望没有太大的困难就能通过考试。然而，甚至在基本问题上，就起了误解。来自汉语地区的一个学生，却难能用拼音（创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为国际所通用）写出自己的名字。这个“外国人”简直服气了，他模模糊糊地怀疑，这个中国学生对自己母语的语音形式好像是不怎么熟悉。更有甚者，一个中国学生，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题目译成“The Lyrical Notes of Mr.Ren Jian”，或者把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大名错误地写成“Si Maqian”，并且把他的《史记》搬到了唐朝，但这不见得耽误他的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顺利通过。在北京，你能得到一种更荒唐的经历，你被从出租车上撵了下来，因为司机不知道北京大学在哪儿，而且也忍受不了一个外国人告诉他这大学的方位。
你多半会纳闷，我干吗要念念不忘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尽管理解不见得和专业知识有关，但要理解，必须先和被理解的东西之间有距离。只是在某事向我客观地显示的时候，我才能对它进行反思。这意思是说，你要反思一个地方，你当然不必是那个地方的人。身为德国人，我可以使用“德国”这个词，而不必知道这词的本义。与此相似，冷不丁地要一个中国人解释“中国”这名称的意思，他就有困难，这没人觉得惊讶。我说距离，是什么意思？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在波恩告诉我说，“你们外国人”不能理解“文革”后遍及中国的诸多变化；可是，我的台湾讲师，由于她的出生地就在大陆近旁，就更可能理解那些变化。台北所处的位置，不仅比波恩更靠近大陆，而且也比许多中国北方的城市更靠近经济特区。是什么东西使一个哈尔滨人理解汕头的事情，要比一个台北人理解得好呢？另外：为什么一个北京市民，仅仅因为他在地理上的靠近，就必定能理解一个广东人？语言、文化甚至气质上的差异，难道不会造成障碍吗？空间上的靠近，似乎并不是理解的可能性的一个主要的判断标准。我提到的距离，是另外一种性质的距离。那是一种内在的距离，不仅中国人或许（而非必然）具有这种距离感，而且非中国人也肯定能学得会这种距离感。
怎么解释这种“内在距离”说？设想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对象，即中国，全部时代的全部的人，都能以相同的方式来理解之，这大错特错。如果有那么一个中国，中国将会多么贫乏无聊，汉学领域也会极度单调乏味。然而，“中国”仅仅是表示某个东西的一个符号，我们是想把这某个东西理解为这世界的一个清晰而独特的部分。这个部分永远不曾客观地存在，而只是我们的诸多解释方式当中的一个游移的参照点。
这样一来，结果当然就是：否认西方人有权根据西方的材料以形成他们自己关于这个“中央帝国”的理解，却坚持要他们使用中国术语和思想倾向，就是完全荒谬的。（Weber-Sch奻er，Peter，《理解东亚：可能性和局限性》，in: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Bochum东亚研究年鉴》），19/1995，再次以非常新颖的方式讨论并解决了这个问题，参考pp.11—12。）首先，我们得牢记在心的是，自王国维以来，大陆就开始以西方眼光来解释自己；其次，自一九四九年之后，马克思主义观点就成了大陆压倒一切的世界观；第三，没有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中国人，能够回到唐朝，去细致地考察李白的言语模式，去考虑关于他的叙事诗中的女性声音的那些未得到回答的问题。到末了，我们只能是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移情，我们只是要拟就关于某一事物的一个观念，而这个某一事物是我们根据一种有名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我愿意把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西方发明了东方，这就是东方这个对象），纳入一种更加相对的眼光中。西方汉学家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否则，他必得噤口不言。由于他本人就是在他的感知方式下的那个对象的始作俑者，他就应该以他对中国的思考来反思这个对象。与此相似，从事德国研究的中国学者，也创造了他自己的“德国”，这就导致了目前这么一种状况；德国文学享受的那种特别的赞誉，在波恩和北京之间形成了一道鲜亮的光谱。我必须补充一句：在中国，德国研究领域从未受到帝国主义利益考虑的左右；但在德国，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是一样，德国研究常常被工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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