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的流传
作者：钱里月
不久前，笔者撰文（《证，就要证得准，证得实——读〈荻岛静夫日记〉》，《读书》二○○六年二期）指出，《荻岛静夫日记》（以下简称《荻》）作为一个译本，在译文质量上存在着严重问题。
本来，话也只能说到这儿，因为看不到更多的日记手稿原件。但问题的严重性却在于，这个不可靠的译本已经成了专家学者乃至媒体讨论“荻岛静夫日记”的底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种相关的疑问。例如，荻岛静夫的日记“怎么会留在中国？”荻岛静夫本人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的话是否可以找到？
二○○五年九月六日“人民网”以《荻岛静夫日记来源仍是谜》为题，发表署名甘丹的报道，介绍了专家学者的质疑：
在前日的研讨会上，现代文物鉴定专家阮家新、沈庆林、万冈都认定了《荻岛静夫日记》的真实性，但同时也提出了几点疑问。阮家新在发言中质疑：“荻岛静夫安全回国了，那日记怎么会留在中国？最初是什么人保存着这本日记的？这些问题我们都还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清楚，如果能找到荻岛静夫的后人那就更好了。”
这则报道中提到的“研讨会”，是指《荻》出版后举行的一个座谈会，据新华社九月一日报道，“来自博物馆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张琴、海明威：《侵华日本兵战地日记出版引起史学界高度关注》）。而上文中出现的阮家新、沈庆林、万冈三位，据说就是直接参加过荻岛静夫日记手稿和影集的鉴定，并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现代文物专家。
“十多位专家、学者”的座谈讨论，其所依据的底本自然是译文质量有问题的中译本，这一点无须多说。只就专家在会上提出的“日记怎么会留在中国”这一质疑而论，其前提当然是“日记在中国被发现”这一认识。
那么，这种认识是怎样形成的呢？当然是根据中译本。在《荻》的封底，有一行具有认定性的广告断语：“日记一九五○年起保留在中国”。很显然，这是出版者加上去的。附于书后的《编后的话》亦就此向读者呼吁：“一九五○年日记就收藏在中国，收藏者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得到的这些东西？他与荻岛静夫是什么关系？荻岛静夫还活着吗？能否找到他的后代或家人？请给我们提供线索！”（中译本,236页）而出版者的“日记一九五○年起保留在中国”这一认识又来自哪里呢？回答是“今年五月，樊建川透露：他收集到一套完整的日军日记并配有照片，而这套日记从一九五○年起就收藏在中国……”（234页）樊建川即日记手稿的现在的收藏者，据樊本人说:“二○○四年初夏的一个傍晚，……一个电话打进来，……对方是一位……文物商人，这次传来的消息是：天津的一位王姓先生，藏有一套日军的日记。”（1页）“按照日记上附条的记录，是一位叫做王襄的人，一九五○年收藏。”（2页）由此可见，日记在中国被发现这一信息，不论是口头还是文字，最早是来自樊建川。这里不妨将其概括为“一九五○年天津王襄”说。这一说成了从出版者到专家学者，再到媒体的认定“日记一九五○年起保留在中国”的基本依据。樊也在《寻找荻岛静夫》一文中，基于这一前提提出了饶有兴味的历史悬念：
在许多个独处的夜晚，我总想荻岛静夫是否活着？是否能够寻访到他？是否能找到他的后代或家人？如果他知道，他当年记下的日记全套留在了中国会有何感受？
还有那个最初日记收藏人——王襄:“他是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得到这些东西？他与荻岛静夫是什么关系？这个过程又有多少故事……”（3页）很显然，专家的“怎么会留在中国”的质疑也与这些悬想直接相关，并且基于荻岛静夫日记手稿“全套留在了中国”这一前提。
随着主流媒体和专家的声音被各种大众传媒的大量复制和放大，荻岛静夫日记“怎么会留在中国”之谜，一时间成了铺天盖地的疑问，如《财经时报》就以《荻岛静夫日记悬疑重重》为题做了整版报道（二○○五年九月二日），并且还对“王襄是谁？”这一“新悬念”做了一大段追踪介绍，甚至还附了“王襄”的照片。由该版报道可知，“王襄是谁？”也是上述座谈会上的议题之一；而在日记是在中国被首次发现和出版的意义上，“专家们都极力推荐该书要在日本出版日文版”，“让日本人民通过这个书教育自己”。——笔者非常赞同专家们的这种意见，并且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尤其在译文不可靠的情况下，更应该直接出版影印版，以使读者和研究者能够获得足以为凭据的原始资料。
悬疑重重，固然会使读书步入佳境，却也令人无法释然。
上一篇谈中译本译文质量的稿子写完后，笔者又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一点调查，并且得到了有关上述疑问的重要答案。不过，其中有一条却几乎使笔者的头脑发生混乱。
“怎么会呢？”——看到出版物原件，笔者简直不能相信，一套“一九五○年起保留在中国”，当然也是“在中国被发现”，并且已经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又以中文版的形式“首次出版”的日本兵日记手稿，在距今十七年前就已经在日本出版过！
这是一套十六开本红色硬壳的精装书，分上、中、下三卷，题目叫做《捛壇偺帇慄》（可直译为《追忆的视线》,以下简称《追》），其出版信息为:田中常雄（恒夫）编，有限会社僆乕儖僾儔僀僯儞僌平成元年——即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出版发行，页码数为上卷471页，中卷274页，下卷297页，定价二万日元。
现在，这套书就摆在笔者的案头。“荻岛静夫日记”以“阵中日记”为题收在下卷第71—274页。由于是在日本本国出版，当然是地地道道的日文版；日记内容无需翻译，编者只需把日文手稿文字检读出来再变成铅字就可以了。因此，应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和荻岛静夫日记手稿内容最接近的出版物了。
而且，荻岛静夫“阵中日记”作为史料，也已经进入知识的生产过程，开始出现在一些日本学者的专著和论文当中。就是说，“荻岛静夫日记”在日本不仅有，而且也正在被使用。
《追》中的“阵中日记”的底本，当然是来自荻岛静夫的日记手稿，据编者言，手稿原物直接借自荻岛家族，而在下卷72页还附有七本日记本的照片，即为手稿的保存形态。
这令人越发糊涂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荻》封二也有七本日记的照片，当视为中译本的底本。假设中译本照片上的日记本和日本版照片上的日记本为同一物体，那么，“一九五○年起就由天津王襄保留在中国”的日记手稿，怎么会在一九八九年被拿回到日本出版呢？而且怎么会在日本出版以后，又于二○○四年神差鬼使地在中国“被”发现呢？笔者一时还真无法为日记手稿的这种“往返”于中日之间的旅行理出一个合理的头绪。于是，脑子乱了。
看来，要想拨乱反正，也就必须恢复到一种符合常识的思维，即只能在两种相互排斥的“事实”当中选择一种。《追》里收入荻岛静夫“阵中日记”一事，无疑令在中国的被“发现”和“首出”之说十分难堪，然而，却是个不争的既成事实，在这一事实面前，关于日记手稿的所谓“一九五○年天津王襄”说，就只能当作一个假定的“事实”来看。另据上引《财经时报》的报道说，寻找原始收藏者和“来源”，已经成了“史学家、文物专家等人的心病”，“樊建川还特意找到将《荻》转给自己的天津某文物商人，也许是出于行规，也许出于年代的久远，除了日记本附条上的记录，新的消息没有太多”云。尽管国法与“行规”孰轻孰重不言自明，而手稿的经手者既已牵动举国，亦有义务做出解释，不过既然不易再获得新的消息，也便无法强求。但唯其如此，也就在加重说明“一九五○年天津王襄”这一假定“事实”的脆弱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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