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走向历史现场
作者：陈春声
我常思近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由于史料的贫困。这所谓史料的贫困，不是劝大家都走到牛角尖里弄材料，玩古董；而是其所见的材料，不够完全，广博。因此，尽管大家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唯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围内的问题，每不能屏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的经济小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的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存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还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所以近代史家对于素为人所不道的商店账簿、民间契约等等都珍重地保存、利用，供为研究的素材。在外国且有许多的专门学者，埋首于此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贵的著作。而在我国则方正开始萌芽，本书对于此点也特加注意，其所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既从福建的地方志，寺庙志以及作者于民国二十八年夏间在永安黄历乡所发现的数百纸民间文约类辑而成，皆为外间所不经见的东西。这一个史料搜集法，为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似乎尚值提倡。
上引文字，强调民间文书的收集和整理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指出在进行“农村的经济小区的研究”时，应“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反对“以偏概全”，表达了建立中国社会经济史“总的体系”的追求，颇具概括性地呈现了傅先生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理念。直至晚年，他还一再提起在永安县黄历乡那段难忘的经历，一再讲到《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在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意义，在其讨论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中，还再次全文引录了这个“集前题记”。在同一文章中，他也强调抗日战争期间疏散到乡村的经历，对一个立志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的意义（《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文史哲》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直到抗战爆发后，我从沿海疏散到内地的城市和乡村，才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对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
傅先生一再强调的“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包括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者要在心智上和情感上回到历史现场的深刻意涵。事实上，在实地调查中，踏勘史迹，采访耆老，既能搜集到极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又可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游神冥想，置身于古人曾经生活与思想过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常常会产生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更加接近历史实际和古人情感的新的学术思想。这种意境是未曾做过类似工作的人所难以理解的。正是这种把文献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去的研究方法，使傅衣凌先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有意思的是，也是在一九三九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另一位重要的奠基者梁方仲教授，正在陕甘三省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农村调查。梁方仲先生时年三十一岁，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梁先生受过严格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训练，后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再任岭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而以研究明代赋役制度著名。他研究明代经济史的直接动因，在于要从根本上理解民国时代的农村经济问题，特别是农民田赋负担的问题。他对历史上经济问题的关注，植根于对现代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之中。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他是“利用地方志资料来研究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学者中最为成功的一位”（刘志伟：《〈梁方仲文集〉导言》），也特别重视民间文献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价值。梁先生在《易知由单的研究》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过去中国田赋史的研究，多以正史和政书为限。这些材料，皆成于统治阶级或其代言人之手，当然难以得到实际。比较可用的方法，我以为应当多从地方志、笔记及民间文学如小说平话之类去发掘材料，然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去处理这些材料，必须于字里行间发现史料的真正意义，还给他们真正的面目。然而这类工作，无异沙里淘金，往往费力多而收获少。除了书本上的材料以外，还有一类很重要的史料，过去不甚为人所注意，就是与田赋有关的实物证据，如赋役全书，粮册，黄册，鱼鳞图册，奏销册，土地执照，田契，串票，以及各种完粮的收据与凭单都是。本书所要介绍的易知由单，也就是其中之一。
梁方仲先生一直重视各种公私档案的收集和解读，新近出版的《梁方仲文集》收录有《清代纳户粮米执照与土地契约释文》一文，我们从中获知，一九三六年梁先生在济南一古书店购得清代山东吴姓地主的私家账簿，其中附夹的十一份清代“纳户执照”，成为他数十年后撰写的这篇文章讨论的开始。该文还对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孙中山故居陈列馆、中国科学院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山大学历史系谭彼岸先生收藏的十多份清代土地契约逐一做了详细的解读。梁先生的这份遗稿，本来是要作为附录，收在其不朽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中的，他力图通过与历代户口、田地、田赋有关的实物票据文书的考释，“为后人指出从这些官方数字出发，逐步深入揭示社会经济事实的一条路径”。
事实上，在中国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奠基时期，在与傅衣凌、梁方仲先生同时代的一批眼界开阔、学识宏博的学者身上，基本上看不到画地为牢的学科偏见。对他们来说，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是一个自然的思想过程。以梁方仲先生长期任教的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为例，傅斯年等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这里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就倡导历史学、语言学与民俗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并在研究所中设立人类学组，培养研究生，开展民族学与民俗学的调查研究；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先生开展具有奠基意义的民俗学研究，对民间宗教、民间文献和仪式行为给予高度关注，他们所开展的乡村社会调查，表现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特色；杨成志、江应梁等先生，以及当时任教于岭南大学的陈序经先生等，还在彝族、傣族、瑶族、水上居民和其他南方不同族群及区域的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具有奠基意义的努力。在这些研究中，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的结合，表现得和谐而富于创意，并未见后来一些研究者人为制造的那种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