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战争受害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
作者：聂莉莉
常德人在讲述细菌战受害时，反复引用的俗语是，“人生有三大不幸，少年丧父, 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常用的形容词是“悲惨”、“恐怖”等。这些话语，可以说是受害者们的亲身经历和共同的内心感受。
另一方面，因受害者当时的年龄、死去亲人的人数、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状况以及所属社会阶层等的区别，人们的受害体验和记忆保存的方式也是各式各样，各有特征的。
杨志惠:“刻在记忆深处的恐怖”
一九四一年底，居住在常德城里的杨志惠染上了鼠疫，被送往隔离病院，那时她十九岁。这段经历她终身难忘。细菌战诉讼刚刚开始时，人们找到她，希望她出来做原告，她拒绝了。其中一个理由是不愿触及那深深掩埋于心底的伤痕。
下文是她在陈述书中写下的一段回忆：
日寇投放谷子、高粱、破布的几天之后，我和弟弟开始发高烧，茶饭不进呕吐不止。听到街坊邻居说:“不得了啦，常德发生瘟疫啦！”我母亲简直吓傻了眼。保甲长凶神恶煞般地勒令我们住进了隔离医院。
隔离医院像是一个死人坑，又像是一个焚尸炉。它是在东郊的徐家大屋仓促搭起来的，仅是在地上竖起一排排木桩，盖上茅草遮风避雨，室内地上铺着稻草作病床。母亲请人用木板将我送到这里时，我看见患者们裹着破衣烂衫痛苦地蜷缩一团，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盏盏幽灵似的马灯，映照着一张张憔悴恐怖的面孔，使人感到凄惨阴森，更感到死神正一步步地逼近。
进隔离医院的头天，我的神志还有点清醒。时不时地看到有人被抬了进来。这里面有七八岁的小孩，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还有六七十岁的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耳边经常听到哪个哪个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
其中有一个惨状至今我仍记忆犹新。那是我到隔离医院的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病体匍匐着去找医生，只见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绝地讲着什么。我抬头一看，大门外有几个用竹床做成的担架抬了进来，人群中发出阵阵惊叹声和喘息声，担架越抬越近，一眼望去，只见黑糊糊的一堆，不知是什么，待到了眼前，我顿时吓得脸发白心乱跳。原来，这些担架上的死者已经完全烧成了焦炭，形体扭曲，呈各种很难形容的怪异姿态，只剩下了类似人体的轮廓。站在我旁边的一个胖女人惊叫了一声，用双手掩住面孔，双肩剧烈抽搐着无声地哭泣起来。听人群中说，这些烧成了焦炭的人，是被他们的亲人们从郊外焚尸堆中抢出来，准备回家掩埋的。我忽然想呕吐，一阵头痛，就昏迷过去了。
关于隔离病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杨志惠的回忆对我们了解隔离病院里面的情况是很珍贵的。我几次访问了杨志惠女士，她每次谈及隔离病院时都会显出按捺不住的激动，这段受害经历对她来讲是刻骨铭心的。
丁旭章:“你多好，你家里人都在”；李丽枝∶“灵堂三拜成了我们的结婚仪式”
丁旭章是常德“十大名镇”之首石公桥镇的最大商家“丁长发鱼行花纱行”的长子。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石公桥镇发生鼠疫，丁家除在常德城里读书的旭章以外，连同两个帮工在内十一口人全都死去了。
旭章接到讣告后，连夜赶到未婚妻李丽枝家，会同丽枝一道奔赴石公桥。下面是丽枝讲述的回到石公桥的情景。
我和旭章跨进门槛，见到了人间罕见的惨状。过去交易货物的热闹大厅，横躺着亲人们的尸体，两位雇请的师傅也已是奄奄一息了。我的心已碎了，想哭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队前来取死者的内脏化验。旭章呆若木鸡，脸上涨得发紫。我生怕他晕倒在地上，或者无法抑制地扑向父亲的遗体，那是最危险的。
…………
旭章拉着我的手，向公公的遗体拜了三拜，然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非常留恋而又不敢逗留的家。
这灵堂三拜，就成了我和旭章结婚的仪式。这天是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正是我俩的预定婚期。
两年之后，旭章和丽枝又回到了石公桥，重新开了一个小商店。后来，旭章参加了工作，在供销社。旭章的同事、同是石公桥出生的黄岳峰老人对我说，遭受了这场巨大的打击之后，旭章的性格变得很内向忧郁。有一次他忍不住对黄岳峰说，“你多好，你家里人都在，而我家谁都不在了”。
六十年代初，郁郁寡欢精神有些不正常的旭章自杀了。虽然旭章死于鼠疫发生近二十年之后，但不能说他的死与细菌战受害没有关系。
直到今日，石公桥人讲起那场鼠疫，还总会提到丁家和丁旭章。
王吉大:“父母死后生活中最难的是……”
我在阅读陈述书时，注意到德山乡茶叶岗村王吉大家的受害状况。王吉大的父母和弟妹一九四二年农历七月死于鼠疫。当时，王吉大十岁，他还有一个五岁的妹妹。
我很想知道他们兄妹后来是如何生活的，于是，我访问了王吉大。
对我提出的“后来怎么生活”的问题，他很平静地回答，“家里有点田，请叔叔代种，秋后叔叔给我一些粮食。另外，我替人家放牛”。
“那么，你们兄妹都还是孩子，生活中没有什么困难吗？”对这一问题，王吉大依然回答得很平静，他告诉我，的确有些事让他很为难。
父母死后，晚上睡觉时妹妹总是哭着喊着找母亲，哄她睡觉是我最为难的事。过了两年，终于好些了，但是半夜里她还是经常哭醒。
其次为难的是，没有鞋子和衣服穿。母亲做的鞋子渐渐地小了，衣服也穿破了。我们兄妹一年到头都穿得破破烂烂的。
还有，让我为难的是，妹妹要去上学。家里没有钱，我没有送她去。我好歹父母在世时还上了三年小学，而妹妹一天也没有上过。她到现在还在埋怨我。我也觉得对不起她。
睡觉、穿衣、上学，对这富庶地带的自耕农家庭来说，本来是些平常的事情。可是由于细菌战的受害，突然失去了父母之后，这些就都成为了战争孤儿的难事。王吉大的难处是那么的合情合理，让我们这些没有遭受过战争伤害的人不禁为之打动，产生与受害者个人之间的共鸣，触发了我们对历史，残酷的战争历史的想象力。
我感到，王吉大失去父母后的生活回想也是一种战争受害记忆。这种记忆，虽然不直接对重构细菌战受害情景有所帮助，当时还是孩子的王吉大，对父母死时的细节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是，这种可以称之为是“生活经验型”的记忆，是我们在理解战争受害时不应忽略的。因为，它对我们理解战争受害的真实意义，理解战争对家庭、对孩子们带来的灾难是有说服力的。
伍家坪村朱方正:“死人往村外抬都抬不赢了”
芦荻山乡伍家坪村是遭受鼠疫之害后，从此一蹶不振的村子。
我访问了这个竹林环绕水田相接的小村庄。村民朱方正(一九二一年生)老人告诉我，“朱氏的祖先于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迁徙至此，繁衍生息，成了当地的望族。鼠疫发生前，伍家坪朱氏有近六百人口，家族地盘五万多平方米，村内的住房整齐有序，四门八巷，就像一个小城堡。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发生瘟病后，族内死去二百零一人”。
下面是朱方正在陈述书中详细讲述的鼠疫发生时的惨景。
族人朱堂儿在常德城里染上瘟病，由另三名族人护送回来了。当晚，朱堂儿发高烧，抽筋，口吐带乌血的白沫，手在胸前乱抓乱打，身上起了乌黑斑点，就这样不到几个小时就含恨离开了人间。全家老小哭得死去活来，族人悲痛万分，帮助料理后事。把死者葬在前山(朱氏的祖坟地)。
谁知这悲惨的情景不到两天又发生了。护送的三人也出现了与朱堂儿类似的病况，很快一命呜呼。而且传染给了他们的妻子、儿女。那时，我们全族人心惶惶，泪水成河，把一个一个的尸体掩埋在前山。
泪水未干之际，病情继续恶化，逐渐扩大传染到全族人。那些日子真是可怕极了。天天都死人，时时有人死。多的一家死六七人，少的也死一两人。活人刚把死者抬上山，回来自己也发病，有的半路上就不能动弹了。前个死人未抬出，后面接着又死去，挖坑都挖不赢了。于是，就在前山挖大坑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