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此情可待成追忆
作者：王 英
梅尔清这本书英文名字叫做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 zhou，不知为什么中文译成了《清初扬州文化》，省去了重要的一个词Building。梅书是以扬州著名的景点建筑为线索，比如红桥、文选楼；但她所探讨的是扬州十日到康乾盛世之间，文人和士大夫对扬州的文化重建，这个词译作“建构”也许会更贴切吧。
梅尔清从扬州十日起笔，探讨扬州文化在明末清初遭受重创之后的重建过程。污秽、压迫、死亡与奴役是扬州重建不可忽视、无所不在的一个背景：异族王朝建立起的政治统治之下，满怀悲愤孤寂的遗民，寻找着生命意义寄托的新突破口；而扬州城苦难的记忆必须洗刷，士大夫需要重新塑造自身，重塑想象和生存的诗意空间。明月、长笛、垂柳、红桥，这些事物作为一种象征和符号出现，他们试图编织和重现一个明末江南，寻找并界定自身。他们沉湎于欢愉中冲洗着苦难，也因此拉开了梦想和艰难现实政治之间的距离，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底色上的悲凉和凄婉，才赋予清初文人士大夫诗唱交游一种特殊的韵味，也平添了几许挥之不去的惆怅。
红桥成为一个调和的场所，政治上分歧和身份的差异，并没有成为水火不容的原因，遗民身上的文化价值和文学天赋，得到许多达官显贵和清廷朝臣的欣赏，人们在集会、写诗、酬唱等活动中，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提升着自己的声望。红桥的包容性在王士祯身上得到鲜活生动的体现，作为一个清朝年轻有为的官员，他和遗民们交往广泛，关系密切，毫不做作地用诗文表达对前朝的留恋和真挚感情，这种和解的姿态和中庸的处事之道，又提高了他的声望。然而具体政务中，他又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官员，维持着王朝的政治秩序。王士祯身份和政治态度的模糊性，恰恰证明了红桥本身的暧昧和模糊，或许如梅尔清所言，清初士大夫文人对于政治忠诚、气节有着万分复杂的理解，他们复杂的感情和意义世界，恰恰为相互交融的文化认同提供了一个空间。
红桥是一个象征，它代表的不是财富与权力，而是文化自身的价值。红桥是清初文人在政治夹缝中，艰难寻找自我认同与意义的一个表征，是在政治权力统摄之下，寻找自由空间，诗意想象的一个纪念。孔尚任在《桃花扇》结尾悲叹：“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然而，国破家亡之后的孔尚任，却流连于红桥凄迷的美景，情根若断，何以有孔氏，何以有红桥，何以有那一段剪不断、理还乱清初扬州城的故事？
梅尔清在红桥之外，又选择了文选楼和平山堂。很显然，昭明太子是否去过扬州并不重要，萧统的永恒绝不在于那个已经化为灰烬的王朝，政权是瞬息万变的，然而文选楼和《文选》，却是超越死亡和战火的永恒丰碑。通过修建文选楼，文人和精英们建立起了和一位伟大人物想象性的关系，在重塑昭明太子的同时，他们也塑造着自身。平山堂基本上也是在相同背景之下被建构的，也成为精英们共同秉承的文化遗产的一个象征。
平心而论，梅尔清转向天宁寺显得有些突兀，文人精英的世界忽然之间让位于皇帝、政治和富贵的盐商。朝廷的势力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江南和扬州，康熙南巡重新包装和改造了扬州，天宁寺的重建和地位上升，完全得益于皇室对其欣赏和推崇，皇帝成为这个城市文化的代言人和保护者，他也因此确立了对于扬州的绝对权威。而这个城市的盐商，也掀起了狂热的兴修园林之风，他们把扬州从文化精神的领域扭转到一个更世俗化的享受中去，他们关心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共有的文化认同，尽管依然是饮酒赋诗，但却仅仅是一种消费和炫耀，他们有雄厚的资金，建立起来的新景点，既符合官方的品味，又迎合了大众的喜好。
天宁寺似乎是一个象征，它表明清初知识界重建独立的主体性文化的努力，其实有多么脆弱，文人士大夫的尊严和价值观，其实经不起皇权和商业的双重夹击。也许，从扬州十日到康乾盛世之间的漫长年月，世事改变了太多，政治的监控越来越严密，文字狱风声鹤唳，时时在捕捉着民间悖逆的声音，自由的声音逐渐被纳入到同一政治话语中，士大夫也倾向于论证新政权的合法性，或者埋头于书斋中作考据文章。
当北京的喜好主导了扬州，盐商们又按照皇帝的欣赏标准重建景点时，红桥梦幻般的月色，文选楼和平山堂的诗情画意，都宿命般地成为冷清而落寞的过去。被更换和重塑的不仅仅是扬州的景点，而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品格，甚至还包括士大夫文人的精神世界，这也许才是扬州城景点变迁的深层含义和实质内容。
清初扬州的诗文连同惆怅，终于风流云散，当太平盛世的光芒照临扬州城，海内升平，繁花似锦时，我们却无法计算失去了什么，这光景，又怎一个惘然了得？
（《清初扬州文化》，梅尔清著，朱修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