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以“政治正确”的名义

作者：阎光才

　　今年二月，哈佛大学校长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宣告将于本年度正式辞去校长职务，成为哈佛史上罕见的“短命”校长之一。尽管导致萨莫斯去职的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他关于“女子学理不如男”的言论至少也是触发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有些人认为，真正导致萨莫斯事件的“元凶”是他倡导的哈佛改革，因为触动了许多教授的利益，故而被投以压倒性多数的不信任票，其实，这种解释又过于简单化了。哈佛历来被视为美国名校中的改革先锋，从艾略特、洛厄尔、科南特到博克，几乎每一次改革都曾面临过传统与变革间的激烈争锋，并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但极少会有校长为此而去职。也就是说，就此次事件而言，改革本身绝非主因，如果说一定与改革相关，也绝非一个简单的“利益相关”问题，而是部分改革所彰显出来的萨莫斯的个人价值取向乃至偏见，这就是他骨子里所具有的对非洲裔文学和文化以及女性的轻视。二○○五年一月他在全国经济学家会议上对女性的“出言不逊”，让许多原本对他价值取向和偏见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实实在在地获得了一种印证。他的言论所伤及的绝非他言论指涉的人群（女性）本身，而是作为学术界自由派大本营的哈佛之风范，这无疑让众人感到作为老大的哈佛由此在学术界“很没面子”。
　　一位校长对女性的偏见何以会让哈佛“很没面子”？这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起眼的个人观念问题，在美国学术界却非同寻常。它实际上关涉学术界的“政治”规则，这就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学术界逐渐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伦理底线——“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可谓是独存于美国学术界或学院圈子中的一个专用语。有意思的是，它虽发端于激进左派，但在今天不要说保守派，包括温和的自由派和各种左派都从未对之表示公开的认可。其原因在于它的原生态太具有激进的“革命”甚至“暴力”色彩，在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激进运动中，那些钟情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和斯大林主义等的形形色色学生派系，在争论中为驳斥对方的观点，最为习惯使用的“灵验武器”就是指责对方“政治的不正确”。然而，尽管有这样在今天令大多学院人蹙额的根源，有趣的是，在此后长达近三十年的平权运动中，“政治正确”却以一种为人难以察觉的方式，缓慢地衍生为一种大学学术活动和实践中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的基本内涵就是，在涉及种族和性别差异、环境生态、发达世界和第三世界差距，以及强势与弱势者和多数与少数派间的差异等议题上，永远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即你要么保持缄默要么就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说话，否则就有歧视的嫌疑。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整个八十年代，在民主和平等成为主流的价值诉求乃至现实制度建构基本原则的语境中，这种学院圈子中的潜规则可以说已经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更少有人质疑它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如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和吉鲁（Henry A.Giroux）认为，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政治正确”才再次成为一个有其特定内涵并广为人们所关注的术语。一九九○年十月，《纽约时报》文化专栏的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报道了发生于得克萨斯大学的一个事件。该校教师们通过了一个新的写作课程项目，要求所有学生在涉及“差异”的写作中必须以有关歧视、肯定性行动和民权的案例为基本文献来源，结果受到该校英文教授格里本（Alan Gribben）的抵制，他愤愤不平地说：“你们不能告诉我在课堂中，我必须根据学生在政治正确意义上的思考来打分。”报道发表不久，外界议论纷纷，结果行政层最终否定了该计划。正是以该事件为开端，“政治正确”作为美国学术界的潜规则开始被众多保守派乃至部分自由派视为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并伴随九十年代美国“右转”倾向的抬头和得势以及学术界中“文化战争”的展开，而成为一个十分醒目的“热点”。
　　对“政治正确”十分嫌恶并大加鞭挞的是保守派。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的诸多重量级人物如阿伦·布鲁姆、威廉姆·本奈特、弗朗西斯·福山和艾尔文·克里斯托弗等纷纷出场。布鲁姆认为，“政治正确”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术界的潜规则，根本原因在于，六十年代的造反学生已经成为学术界精英的主流，他们基本控制学术界的各种资源，并把六十年代的“街头政治”逻辑和风格带入大学学术活动实践之中，因此，这种潜规则不仅纵容了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的泛滥，而且把大学变成了一个政治化的场所，严重损伤了大学的高雅品位和学术自由的精神；本奈特则认为，正是“政治正确”，才导致了低俗文化（少数族裔的、妇女的和同性恋的等等）对精英和传统文化（西方经典）的颠覆，以及美国大学校园的巴尔干化；回应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克里斯托弗则声称，随着苏东的瓦解，“我们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要好上加好，我们就要把目标转向国内，目前的敌人不再是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我们自己，即把美国民主置于危险之中的我们内部的敌人，因此，他号召要打一场文化意义的战争。在此，克里斯托弗所指称的“内部敌人”，显然就是持多元宽容立场的自由派，特别是关注差异、推崇大众文化的学院左派（或称文化左派）。
　　面对保守派的攻击，自由派和学院左派虽然在基本立场上一致对外，并捍卫“政治正确”的准则。然而，两者对“正确的政治”的内涵以及政治斗争的形式的意见却大相径庭。美国当代自由派（罗蒂称之为改良左派）的代表人物罗蒂认为，正确的“政治”的含义应该是来自惠特曼和杜威旨在塑造一个民主的美国的社会改造主义传统，即知识分子应参与到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去，关注美国社会中现实的贫困、失业等问题，与工会等各种组织团结在一起，共同应对来自全球化所可能导致的新的美国社会危机。这种应对的基本策略是实用主义的具体行动，如推动旨在建立宏观的政治民主的积极投票行动，发动工人阶层旨在改善自身待遇的罢工等，其最终目的是推动美国社会实质意义的平等，颠覆现行的社会世袭的等级秩序，把美国筑就成为一个虽然没有终极目标但永远处于进化过程之中的民主国家。
　　他不无反讽意味地指出，从六十年代激进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当下学院左派所关注的“正确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受害者的政治”，在经过六十年代的激进运动后，他们如今已经“从行动主义的立场撤退到只搞理论的旁观立场”，陷入到福柯关于“权力”的理论思辨和语言解构游戏之中。罗蒂认为，学院左派对美国社会改造的贡献虽不能说是乏善可陈——譬如，至少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美国社会要比过去文明和宽容得多了，这无疑与学院左派对“受害者”如少数族裔、妇女和同性恋者的受压制状态的关注有关；又譬如，大学教师们通过在课堂中引入族群屈辱史，揭露种族主义的罪恶，至少能够让学生克服施虐心理，并抵制任何意义上的种族歧视。罗蒂指出，比起那些责难学院左派的“政治正确”，但却回避甚至漠视现实社会问题的新保守主义精英分子，学院左派无疑厥功甚伟。然而，由于学院左派过于关心抽象的理论建构，或仅仅奢谈国际化中的后殖民议题，没有对美国社会提出任何具体的行动方案，因此没有什么理论对美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政策产生有实质意义的影响。
　　与此同时，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等的正统左派或新左派，对学院左派的“正确的政治”也同样不屑一顾，在某些方面甚至与右派持有同样的立场。英国学者富里迪（Frank Furedi）把如今大学中的大众文化、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等的研究一概斥之为没有思想甚至是反民主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庸人主义，它们过于关注女性的特殊知识、个人的私人的主观知识，结果是知识与日常洞见的界限模糊了，真正的学术知识的权威性反而受到挑衅和威胁。最终是大学成为媚俗文化的场所，而教学也不再是有益于激发学生智趣、发展他们智力的教育，而是一种迎合弱者要求的心理“治疗术”，大学也就此成为“医疗中心”，如此一来，普通人平庸的感官享受得到极大满足，而严肃的、创造性的思想和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精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被驱逐。他甚至刻薄地指出，这表明大学正在被纳入到一个“弱智化”的进程，在此公众被视为儿童，而学生则是极其脆弱并有着“特殊需求”的“病人”，因为对弱者的关爱有加和对“平庸”的所谓“包容”，大学和学术都在自我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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