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技术中的艺术，或者相反
作者：扬之水
中国丝绸的历史很长，中国丝绸研究的历史却很短。海外情况暂且不表，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朱启钤《丝绣笔记》大约可以算作最早，它初版于一九三○年，两年后增补重印。严格说来这部书该属于史料汇编一类，卷上“纪闻”，卷下“辨物”，篇幅也不很大。但作者对若干问题特存关注的眼光和材料搜集的丰富，便已显示出它的价值。至于中国古代丝绸研究的深入开展，或者说它作为一个学科而建立起来，则是靠了考古学的推助。如果没有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对明清以前的丝绸史恐怕很难有清楚的认识。有识之士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向着这方面努力。我读过的有关著述中，印象很深的一篇是孙毓棠《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文章写于六十年代，后来收入一九九五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以历史学的本行而来谈这样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有点儿像是“反串”，却反串得十分精彩。对文献烂熟于心的理解和了解，对研究对象多层次的审视和把握，使涉及专业问题的叙述能够从容流畅，《诗》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了。另一组读后始终觉得好的文章，出自考古学者，即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我国古代的蚕、桑、丝、绸的历史》等四篇。它最早刊发在七十年代的《考古》和《考古学报》，后来收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年版的《夏鼐文集》。讨论的问题涉及织物的组织结构，织机的复原等等，不少问题都很专深，但它最大的好处是举重若轻，涉及专业用语的地方，每能在叙事中若不经意地用一两句话阐释明白。虽然只是讨论某一历史阶段的情况，却总令人感到有通览全局的气势。关于经锦与纬锦的比较，我读后最觉得有启发，也因此才知道中国古代丝绸发展史中，经锦向纬锦的转变是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点，虽然讲的是丝绸工艺，但它所牵涉的却远远越出工艺范围。
出自专业人士之手的史著，我读过吴淑生与田自秉合著的《中国染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纺织工业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七年版），赵承泽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科学出版社二○○二年版）。《中国丝绸史》分作《通论》和《专论》两册先后出版。《纺织卷》则是对陈著的继承，而篇幅扩大了。《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把史分作原始手工业纺织时期，手工机器纺织形成时期，手工机器纺织发展时期三大块，按照这样的分类分别叙述各自发展的历史。如此分类有眉目清楚之益，平朴晓畅也是它的文字风格。初读的时候是在十几年前，当时的阅读很有一种紧张的喜欢，生怕它轻轻松松讲完了而我在轻松的阅读中来不及记住，却果然如此，因而它成为我至今仍在经常查阅的一本书。《中国丝绸史·专论》之册收入高汉玉、张培高师生合著的一篇《中国古代丝绸织花机械发展研究》，其中“花罗机”一节谈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南宋《耕织图》中的织机是花罗机，尤其叫人感兴趣。又郑巨欣与朱淳合著的《染缬艺术》（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从不同角度把此项工艺讲述得十分详细，并有许多随文穿插的各种制作方法的示意图，读后很令人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欣悦。还有一本篇幅不大的《中国丝绸纹样史》（黑龙江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年版），作者是回顾。此书不以研究的深入透彻见长，但简明扼要却是它的好处。讲述两宋丝绸，它提到“宋代公私衣服改用罗”。这里并无发明，而不过是提示一个并不生僻的史实，这一史实本来在《宋史·舆服志》中记载得清楚，但宋代罗的发达与舆服制度相关，却似乎被人忽略了。宋墓出土的罗相对于其他织物占了很高的比例，当然这里有着考古发现的偶然性，不过偶然中也许还有必然。而若把这一点同《耕织图》中的花罗机放在一起，我想我们或者会多一重思考的空间。
另一类著述，大致可以算作图录之属。它多半是豪华型的，大开本，全彩印，纸张精良，装帧考究，当然这是由它的内容所决定，不如此，便无法很好表现物的美，特别是物之细部的美，那么也只好承受相应高昂的书价。读过缪良云的《中国丝绸纹样》（纺织工业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高汉玉《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一九八六年版），武敏《织绣》（幼狮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版），黄能馥两卷本《中国美术全集·印染织绣》（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后来作者与陈娟娟合著的《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历代织绣珍品研究》（中国纺织工业出版社二○○二年版），可以说是这两册书的扩充，增加了图版，补充了不少纹样的意匠和结构图，并且融入了多年的研究心得。《织绣》虽然论述范围是先秦到明清，但重点是在新疆出土的汉唐织物。读了此书便很想得到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却很晚才在一家旧书店意外买到，同后出的图录相比较，实物照片色彩鲜明许多，该是最为接近出土时的状况。图录中最是方便使用的一部，我以为是高著《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它可以算是图录中的袖珍型，虽然开本也不小了。《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卷前有对织、染、绣分门别类文字平浅的介绍，卷后有带着小插图的名词简释及中国织染绣大事年表。图版说明多半都有对制作工艺的阐发，每每要言不烦。此外又有《中国织绣服饰全集》中的《织染卷》和《刺绣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二○○四年版），《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北京出版社二○○一年版），《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织绣书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二○○五年版）。前两部实物的收录最为丰富，并且选录了数量不少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后两种则以明清实物为主，材料相对集中和全面。
当然这里并不打算对中国古代丝绸研究做一番综述，一来很多有关的书我没有读到，二来我不是专业研究者，本来没有这样的资格。以上只是把自己的藏书稍稍清理，树立几个路标，以便抖擞精神面对眼前的这一部皇皇巨著。
《中国丝绸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甫一问世即得到一片惊叹之下的赞誉，比如这里一开始就提到的“里程碑式的著述”，又比如“集大成之作”等等。这都不是过誉。它以后出而能够尽量多地网罗考古发现中的新材料，尽量多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在文献疏理上特别下了功夫，且集中了一批近年在专业研究方面有出色作为的才俊，因此能够以实物、文献、工艺复原三大块作为主要支撑，而建立起一个以历史为经，以生产技术、丝绸品种、艺术风格为纬，纵贯数千年历史的包容宏富的叙事体系。随书附赠的一份简介上面录有徐苹芳先生的一段话：
这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引用了大量考古的材料，从实物出发而不是从文献出发；二是这本书每一章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专题是讲生产技术，这个在以前做丝绸史研究，特别是文物考古研究方面多半是个弱项。这两点是本书的强项，使这本书的质量、影响都能够站得住脚。
作为与生产技术紧密相关的丝绸史研究，准确可靠的技术分析当然是第一义的，不过理想的专业研究，也许应是在专业知识阐发深透的基础上，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新的智慧，或思考相关问题的另一把钥匙，使人能够在它所结构的图景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一枝一叶。而《通史》也正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它的重要意义。
《通史》对生产技术的重视，得力于主编赵丰。此前我在《考古》和《文物》等杂志读过他的很多专题论文，这个名字好像总是同考古发现的丝绸研究联系在一起。判断分析立足于对实物的观察以及对工艺技术的透彻了解，由此再与文献互为印证，作者对古代丝绸工艺的细节叙述因此有着敏锐的目光和充满实证精神，每令人感觉扎实可靠。二○○四年沐文堂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辽代丝绸》更是一个新鲜的题目，也不妨说是一个新的概念，此前它似乎并未成为一个研究命题。支撑这一新概念的是一系列有关的考古发现和作者对出土实物的考察和探索。它以大量出土丝织品的几座辽墓作为个案研究，分析它的技术来源和纹样源流。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关于缂丝来源的一段叙述，“辽缂丝和唐缂丝的织工可能有相同的来源，特别有可能的是回鹘织工，他们在唐宋之际以织缂丝而著称，根据史载，契丹的皇后家族萧氏与回鹘有着血缘关系”，“在辽上京还有一地称为回鹘营，是回鹘人集中的地方。比较十二世纪早期宋至辽的礼单和辽至宋的礼单，缂丝只是在辽方礼单上而没有在宋方礼单上，这说明缂丝在当时还是契丹境内的地方产品，但契丹人无法向宋人学习缂丝，也不会自己发明缂丝，所以，我们推测是由回鹘织工将缂丝技术引进辽国，并在契丹艺人的设计下织造了大部分的缂丝”（94页）。织成与缂丝的关系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读《通史》自然也于此格外留心。我看到关于缂丝作者又有一番阐发，“缂丝之法原本自西域，唐代的缂丝都出在西北地区，宋、辽、金、西夏时期有不少回纥织工在西夏和辽国境内从事缂丝生产”；“北宋至南宋初，缂丝技法由北方而至定州，再由定州而至内地，逐渐为内地所接受。由于中原及南方地区所用的提花织机均已十分普及，因此，作为一般织物面料来说，缂丝的方法过于复杂，成本太高，然而，另一方面，缂丝恰好迎合了宋朝皇帝喜好书画的心理，北宋文思院中就有‘克丝作’，专门生产缂丝，用于装裱书画”（298页）。对比此前的研究只是笼统说缂丝起源于唐代，这些论述的深入细致不必说，且更有着新的启发意义。有了这样的基础，对与它相关的织成便也可以有一个新的认识。其实这正是我读此著的一大收获，尽管它并没有给我一个直接的现成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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