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
作者：黄宗智
中国农业出路何在？一种主要意见认为唯有在更高程度的城市化之下，减轻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才有可能改造中国农业，建立大规模的农场，淘汰小农经济，使之接近先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此前，应该维持今日的承包制度，尤其是用来保证粮食生产的口粮地制度。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选择。这样，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务农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只可能处于相对贫困的生活，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实际上，今日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发展契机。其出路不必等待未来的更高程度的城市化，更不在于美国式的大农场，而是在于当前的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是高劳动密集型的也是相对高收入的小家庭农场。在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已经错过了一次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因现代要素投入而提高农业收入的机会；今日的新机会主要来自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而出现的农产品消费转型，从“以粮为纲”转向粮食－蔬菜－肉鱼并重的农业结构。（本文的农业一词是指广义的农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狭义的“农业”则单指种植业。）新的消费与生产结构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已使推广适度规模的小农场成为现实的可能。其关键在于做出能够激发农民牟利积极性的决策，其楷模应是新时代的因地制宜地结合粮食与蔬菜或水果，或结合种植与养殖的小农农场。当然，在具有一定领导条件和民众支持的村庄，可以以合作或集体组织作为行动主体。推广这样的农业可以提高其收入，借此扩大“内需”，促进城乡连锁性的互动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里探讨的问题不在于“建设新农村”政策下一些已经被采纳的措施，包括免去农业税、支援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建设农村公路系统等一些非常关键的措施，这些都可以说是新时代小农经济发展的必需条件。至于改革以来的乡村工业和城市就业，它们毋庸说是当前农业发展出现历史性契机的前提条件。这里要集中讨论的是相对被忽视的小农农业内部建设的问题。
我的建议不涉及到土地所有权的诸多争论，只涉及土地的经营权。我有意要把已经僵化了的左、右双方关于产权的争论置于一旁。今日需要的不是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讨论。至于国家的作用，我绝对无意提倡现存政治“体制”诸多弊端的进一步强化。国家从控制—榨取性的机关转型为服务—协调性的机关乃是抓住今日转化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契机的关键。
世界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经验回顾
回顾西方先进国家历史上农业发展的历史，主要有两种模型值得注意。其一是现代工业兴起之前的农业革命，即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当时，农村务农人数在一个多世纪之中（伴随城镇化及其手工业发展）基本稳定，与此同时，源于一些因素的偶然巧合，农业得以改组——在圈地运动过程中把社区公共放牧土地私有化，为新的种植—养殖交替的制度创造了基本条件，其典型就是诺福克(Norfolk)轮耕制度（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其中芜菁和三叶草乃是牲畜饲料）——使农业产出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说，使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提高了一倍，由此导致相应的“消费革命”，从而促成了亚当·斯密理论中的城乡良性交换，推动了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规模效益，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这是过去经典作家们引以为典范的英国经验。
其实，在大多数的西方先进国家，如此幅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都要等到一个世纪以后经过工业要素（化肥、机械和科学选种）的投入而形成农业现代化革命才能做到。后者其实比十八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更具代表性。它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先进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比较普遍的实际经历。
在中国，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年代，出于诸多历史因素，农业在经历如此现代化投入的同时，却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利用机耕来实行一年三作制，在江南地区把一年两作的水稻—小麦改为一年三作的早稻—晚稻—小麦。这样，本来可以减低劳动投入的机械化被转化为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密集度的方法：机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使在连接一、二两茬的紧张时段中赶收早稻与赶耕赶种晚稻成为可能。这样，机械化所起的作用其实主要是提高了劳动密集度和投入量，结果形成内卷型的一年三作生产制度，导致不可避免的效益递减，从而蚕食掉了机械化所可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提高。尽管农业总产出最终提高了三倍，但是同一时期的劳动总投入却提高了四倍，结果是劳动报酬的停滞不前，亦即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中国也因此没有实现西方和日本等先进国家所经历的农村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回首往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国人口数量实在太大，增长速度也实在太快，而在政策上又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致积重难返。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契机
其后，在改革时代，因为几种不同历史趋势的汇合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历史性契机。一个因素是八十年代的乡村工业发展，在十年之中吸收了一亿的农村劳动力。其后是九十年代后的大规模城市打工浪潮，又吸收了一亿的农村劳动力。这样，在短短二十多年中，非农劳动吸收了农村总劳动力的40%，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虽然如此，在今日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农村仍然具有大规模的劳动力剩余，相当于今日务农劳动力总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也就是说，今日三亿农业从业人员中很大部分都是半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亦即“隐性失业”的）。这样的情况，使人们普遍认为，唯有在更高度的城镇化解决了人口压力之后才有可能根本改变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连农村人民自己也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农业看做是没有出路的绝境，千方百计地想让自己的下一代跳出农业和农村。这是当前所谓“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根源。
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今日农业的革命性变化，即近二十多年伴随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而引起的农产品消费结构，以及连带的农业生产结构的根本性转向。如下页表所示，从一九七八年到二○○四年，人均生产总值上升了七倍多。其中，（狭义的）“农业”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一九七八年的80%降低到二○○四年的50%，而牧—渔所占比例则从一九七八年的17%上升到二○○四年的44%。这意味着全国人口（其中城镇人口当然更为突出）在食物消费上的结构性转移，即从以粮食为主的消费型转到粮—肉、鱼并重（相似西方式）的消费型。而种植业内部更有另一个结构性的转移，即从“以粮为纲”到粮—菜—果兼重型。二○○四年蔬菜和水果在（狭义的）“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已达到37%（以播种面积计算则是1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5:106；《中国统计年鉴》2005：460）。作为佐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体格和其父母辈形成鲜明的对照，无论在身高、发育、面色等等方面都显示出丰富得多的营养。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