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灵王庙里的新安小学
作者：沈 洁
当我十指黑黑，翻阅着这些布满了灰尘的黄色书页，除了因为时间的厚度而产生的那最初的一点点好奇，余下更多的，却是一种既出乎意料又像是顺势而下的合情合理。首先是及于冲突与风潮的发生。在河下镇，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是，庙产纠纷虽然发生了，但这是在兴学被动议之前。也就是说，对庙产的争夺实际上与现代化事业的征用在一开始并无关联，争端起于利益集团对寺庙产业管理权的争夺。换言之，这是一次现实利益的矛盾，而并非发生在现代化事业与信仰空间之间的冲突模式。更有意思的是，庙产纠纷的最后解决，获胜的一方恰恰是凭借兴办现代化事业这一契机而达成的。在新安小学的个案中，学校的兴办首先是由教育局和地方政府共同倡导的。因此，在制度化权力的主导下，兴办学校随即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的立场；从而，介入此事的团体和个人也就取得了附属于此的正当权力。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商人群体在参与现代事业的过程中获得了庙宇管理的合法性权力来源。地方性的势力团体在介入国家的现代化建制过程中，创造并掌握新的地方权力网络，这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是相当常见的现象。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国家达成了向地方社会扩展权力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就此重构了地方性的权力网络。
从河下镇百姓那一方进入历史的现场，实际的情况是——在庙产兴学的初期，并没有发生毁学风潮。因为在那个时候，学校空间和寺庙空间是并置的：孩子们在学堂里读书，而村民们仍旧可以去那里敬奉灵王菩萨。现代化的建制与信仰世界，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着势如水火的敌对关系。庙产兴学的和平展开，这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并不少见。原因在于，许多地方，寺庙是地方公产，在空间和财产方面并不构成对民众个人利益的侵占。所以，当寺庙改造为学校，只是完成了一种公共空间的功能性转换，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完全倾轧。在这种情况下，和平改造得以成为可能。灵王庙的改造过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学校只是占用了庙宇的部分闲置空间，而开办经费等等是由地方政府拨给以及由商人集团捐助的，没有侵占到寺庙财产。再加上现代主义者的深入宣传，他们声称举办学堂同样也是地方公益，是为了全镇百姓服务的义举。这也印证了庙宇在地方性场合中的公共空间特征，从传统到现代，发生的是一种功能上的转换。因此在没有利益侵夺的情况下，现代化建制作为地方公益对于寺庙空间的征用并不会引发民众性的反抗行动。
而在此后，风潮骤起，肇始于现代主义者激进的打毁偶像行动。在这里，一方面是由于民众误认为的“谋取私利”，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激发起了他们的信仰热忱。在现代性的启蒙事业开展了数十年之后，民众仍然执著于神灵信仰，他们认为神灵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现实的，而不是启蒙者想象中的“虚妄”。神灵信仰的现实关照，这在反迷信运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往往也是最容易被现代主义者所忽略的问题。作为论述的双方——启蒙者和民众，他们各自语境中对信仰的观念是极不相同的。对前者而言，神灵信仰隶属于非理性范畴，它作为旧秩序和国家灾难的双重象征，只能起到愚弄民众的作用；而对于后者来说，神灵、信仰和仪式不但提供一种精神的关照，也对他们的现实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换言之，在普通的中国百姓看来，信仰更像是一种现实性的力量。这构成了反迷信实践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对立关系——两者在不同的方向和层面上表达他们各自对于信仰世界的观感，这是造成互不谅解与纠纷的核心原因。在民间信仰范畴内，偶像是信仰世界的物化形态。现代主义者打毁偶像，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作为他们“反迷信”行动极具象征意味的姿态，而是出于对寺庙空间的征用。因此，这种对偶像的打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改造民众信仰世界的预见，就很难断定。更多时候，改造行动所引发的乡民暴动不但会使得启蒙主义的目标难以实现，而且在极大程度上造成了对现代化建制的阻碍。所以，指向破除迷信象征意义的打毁偶像行动，极可能造成对现代化建制严重的消极影响。
在经历了毁学风潮以后，新安小学的教师也从中得到教训，他们学会了以不与民众起正面冲突的方式去达成目的。现代主义者选择了一条迂回的道路展开他们对于民间信仰空间的改造。在此过程中，他们并没有使用一个听上去义正辞严的口号来辅助其实践行为，而是选择了一种隐蔽的方式完成预设目标。从事实的最终结果来看，与其说这是一种妥协，不如说这是一种曲线行进的现代改造形式。
回到我最初的观照点，关于现代主义者对民间信仰的诋毁与改造。通常，我们都习惯认为，现代性的确立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过程，顺延至现代化的改造行动也将是笔直推进的。可是，至少从淮安河下镇的个案所体现出来的，仍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现代主义者在忙于按照他们的世界图式改造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也在试着与那些原有的秩序和传统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这是启蒙理性与现代主义在实践场合中，与被改造对象互动与融合的结果。
看上去，在现代化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暂时掩蔽启蒙主义的论调，对民间信仰采取一种现实的态度和行动，这在实践场合中显得至关重要。这一情形同时表明，现代主义者对于民间信仰的强固存在是有自觉的，“科学”与“迷信”的对立更多是出于前者单方面推定而成；在被论述者的那一方，不唯不存在这种对峙，他们也丝毫不会有处于劣势的“道德低下”的自觉。也正是这些来自于民众世界的抵抗让现代主义者看到：纠纷与争端的涌起，在很多时候并不是由于空间征用等现实利益的关系，而是由于民众对于信仰世界的执著以及与之相关的自足的生活世界。这也让我们看到，作为知识氛围的启蒙理想与作为历史现场的破除迷信之间，存在着多么遥远的距离；隐藏过于高调的启蒙姿态却构成了使实际行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常常，我会想象，或者直接将历史定义为吊诡的。然而，当我真正回到从前，去观看那些充满了细节的“故事”，却发现，初初以为的悬疑实际上都是顺势而来的。身处在其中的人，远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从来都“自以为是”并且从来都坚定笔直地行动。这说明，吊诡的不是历史，而取决于观看者的立场。
（《古庙活菩萨》，“晓庄丛书”，孙铭著，上海儿童书局民国二十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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