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我们怎样理解黄侃
作者：张 晖
这无疑把黄侃极端地简约化了，我们把这样一个丰富的人，从时代中慢慢剥离出来，然后孤立地审视，贴上“国学大师”的标签。可是，如果将眼光放开，就会发现这几乎是近世品评国学人物的通则。自“五四”新文化以来，普通民众对于从事国学研究的人物，大多抱持此类简约化的想象。慢慢地，国学开始与日常生活绝缘，成为一种专门、深奥甚至是古怪的玩意儿，令人大起“敬谢不敏”之感。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国学的想象依然光怪陆离，不能说不是“五四”以来对国学的不断异化所造成的。
具体到黄侃来说，他本人的性格当然古怪，研究的学问也自然高深，但如果一味强调这些，那么关注和阅读黄侃或不免堕入茶余饭后的消遣。所以，当我重新翻阅程千帆先生主编的《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与学术》一书以及几十年来大量关于黄侃的回忆和研究文章时，不免想叩问：站在今日之立场，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师”？
黄侃在世时，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黄焯记录：《黄先生语录》，见《蕲春黄氏文存》，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221页）很显然，黄侃认为“读书得间”式的“发明”要比“发现”来得高明。这句话向来被视作黄侃治学的“夫子自道”，在他的门生弟子乃至后学中，更被奉为“不二法门”。然而，话中有话，这句话的弦外之音非常明显，当是针砭彼时流行的“动手动脚找东西”式的极端重视新材料的学风。
一九三一年，日后成为一代宗师的吉川幸次郎到南京中央大学拜访黄侃，黄对他也说了这句话，这给年轻的吉川幸次郎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黄侃说过的话中有一句是：“中国学问的方法：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以这句来看，当时在日本作为权威看待的罗振玉、王国维两人的学问，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发现，换句话说是倾向资料主义的。而发明则是对重要的书踏踏实实地用功细读，去发掘其中的某种东西。我对这话有很深的印象。（《我的留学记·留学期间·黄侃给予我的感动》，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63页）
吉川幸次郎无疑马上就认同了黄侃的观点，而他之所以会认同，完全是因为他在北京求学期间，为了弄清《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在北京也曾问过好多先生，或没有清楚、满意的回答，或干脆不理我。但我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出这问题，他立即回答说：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而且没有看原书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这让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我的留学记》，62页）。正因为如此，黄侃的这番话才令吉川幸次郎如此折服，并记忆终生。
吉川幸次郎在听到黄侃这番言论的时候，马上联想到的是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资料主义”的学风，黄侃的本意是否如此，无法确知。但罗振玉、王国维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来做研究，则是民初运用新材料来讨论新学问的典范。王国维自己曾谈到他在研究中运用的“二重证据法”，简单来说，就是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古文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2页）。后来，陈寅恪对王国维学术的总结有三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版，219页）除却第三点外，前面二点也都是强调王国维在使用新资料方面的功绩。
运用新材料，无疑已经成为时代学术的主流。陈寅恪随即在一九三○年所撰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金明馆丛稿二编》，236页）傅斯年甚至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罗志田先生曾有《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二○○○年第四期）一文对民国史学中重视新材料的现象进行了仔细分析。罗先生认为，吉川所谓的“资料主义”或曰重视新材料，实是晚清以来兴起的一股席卷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新风尚，这种不断试图扩大史料的治史雄心，反而使得常见史料受到空前的忽视。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来反观黄侃对于新材料的态度，似乎特别有趣味。
世人流传论黄侃治学，一味尊崇许慎《说文解字》，但反对运用新出土的金文和甲骨文。但黄侃的门人陆宗达先生说：“在季刚先生批注过的《说文》上，几乎每页都有用金文、甲骨对照《说文》之处。这使他的《说文》之学创出了新路，有了前人所不能有的成就。”（《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见《量守庐学记》，122页）胡小石先生也说：“我研究学问的方向与季刚先生不尽同，如甲骨文，初季刚极力反对，到十六年至京，他却很精考求，收集材料。前者反对，是守师承；终至相信研究，这是做学问的精神。”（《胡小石先生追悼季刚先生讲辞》，《金陵大学校刊》一七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胡小石先生主要研究甲骨文、金文，又是黄侃在中央大学的多年同事，他的说法，当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近年出版的《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中留下了大量黄侃阅读甲骨文和敦煌资料的记录，也可以印证胡小石和陆宗达的说法。如《己巳治事记》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六日“竟日看古彝器甲骨文”（《黄侃日记》，528页），《读战国策日记》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央大学借得《殷墟书契前编》四册，拟与石禅钞此，并钞刘鹗《藏龟》，则甲骨之书于是乎全。……与富晋书，告以汇款，仍托求甲骨书”（《黄侃日记》，583页）。这方面的内容，卞孝萱先生在《读〈黄侃日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二○○四年第四期）一文中给予了重点讨论，认为黄侃治学没有忽视新出材料，对以往的相关误说给予了驳斥。
但我依然怀疑黄侃对新材料的态度，最明显的一条证据是《寄勤闲室日记》一九三一年正月初一（二月十七日）：“理书。以敦煌出书及龟壳文字之屋中架上。”如果只看这句话，会误以为黄侃十分重视敦煌、甲骨，但接下来《日记》中就冷嘲热讽道：“近世之所谓古学也。无暇观之，姑以自娱，亦犹乡人偶入城市，归诧家人以未尝到者而已。”（《黄侃日记》，667页）可见，尽管黄侃对于新材料的态度有所转化，但还是有所保留的。这种有保留的接受，底线则是新材料不能替代旧学问。黄侃曾说：“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倒旧学说。”（《蕲春黄氏文存》，221页）黄侃学问的长处在于文字学和文学，历史学并非他的专长。但新材料在历史学中的运用，历经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推动，声势尤其浩大。这种情势，使得黄侃不得不跳出文字学的领域，专门提出“历史学”，加以严厉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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