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钱钟书与杨绛二三事
作者：［德］莫芝宜佳
第二点是钱先生的独特方法。目前很多学者强调区别，认为不应该把中国和西方一概而论，因为这样不够顾及民族的特殊性。中国文学应用中国观点和背景来看。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钱先生并没有把西方观点强加于中国，来硬弓强马地干。他只是指出一些共同之处，让中西方碰头，让两个文化完全保留他们的独特性。这一点从《管锥编》用的术语也看得出来：钱先生从来不把中西方的看法说成是同样的，至多说是“机杼相同”或“波澜莫二”。此外，《管锥编》常常强调差异，比如“异同”，“貌同心异”或“貌异心同”。也常常让中西方不同的看法互相补充，说“又辟一境”或“又增一边”，也常说“相映成趣”或“互相发明”。甚至说中西方不同概念可以有近似两情相悦的接触，像“暗合”或“相视而笑”。这样，中国和西方文化区别不仅没有被取消，相反，成为一种权利平等的讨论。好像旅行的时候，两个陌生人在路上碰面，只有找到一个共同点，比如一个生活经验、一个爱好，才可以开始聊天。虽然南腔北调，但也能谈笑风生，海阔天空。
中西方讨论在《管锥编》常常很有趣。比如，“笑”的题目。西方经典表示，耶稣出于对人的同情，看上去总是很忧伤，从没笑过。而佛祖释迦牟尼却相反，据佛教经典记载，他总是笑个不停，“用嘴，眼睛，整个的身躯和全部毛孔”。孔子呢，既不同于耶稣，也不同于释迦牟尼，他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才笑。就是说，中国讲“中庸之道”，这是中国文化的优势。可是我们西方人在“天上有没有厕所”的宗教问题上却走在了前面。中国古代典籍认为天上可能有的，德国权威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提出异议。按钱先生的看法，这是对的：“上帝无矢无溺。”讲到爱情，中国人又占了优势。意大利著名的诗人比特拉尔卡（Petrarca）等在抱怨，他们因为爱的苦闷不能睡觉，中国人却只是为此难过：因为失眠，他们错过了在梦中与情人相遇的机会，表示中国人感情比较深沉。
这些，十分明显的是开玩笑。在中西对照中，重点不在民族比较上，而在“碰头”、“接触”上。《管锥编》的方法像电影放映机一样，从中国视角转移到西方，又回到中国。我觉得，《管锥编》的方法是先破后立，常常是三步循环：第一步是解剖，第二步是碰头，第三部是回顾。对我来说，正因中西文化地域相隔遥远，由此又展开了一个视野。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带来的魔力，也是《管锥编》的魔力。
《管锥编》不少题目是汉学家少有注目的，如通感、镜鉴、倩女离魂法。我自己教书，演讲，做研究，也常常剥削《管锥编》。有时只是个几行的小段，用起来差不多可以写一本书。对很多题目，《管锥编》有现成的材料和有启发性的判断，而且读起来也不是僵硬枯燥的研究格调，而是活泼而令人惊奇的文笔。
钱钟书先生最大的功劳可能是这一点：他把长期禁锢了的中国文化重又展示给世界，并使之生动起来。钱钟书正像一位神气的媒人一样，通过千百个角度的洞察，沟通了中西文化，展示了精神与人性的交流。在他之前，无论中国或西方，都未有人敢去一试。他的著作在未来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杨绛，钱钟书遗著与《我们仨》
钱先生因重病住院以后，杨绛代他给我写信，从此我们往来越来越密切。她信里描写的日常生活，活泼逼真，很有感染力，读起来是一种享受。尤其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她多次背给我听的那首古老而有趣的健身“八段锦”，更忘不了她“摇头摆尾去心火”地教我锻炼身体的样子。令我最钦佩的是杨绛在钱钟书最后四年生病的艰难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坚强和从容。钱先生去世以后，杨绛虽精疲力尽，却差不多没有休息，就出版了钱先生的遗著。记得她在信里提过这个巨大工作。
后来我很幸运地在她家看到了那些珍贵的手稿和笔记本，为外文笔记做了初步目录。钱先生是一九三六年在牛津图书馆开始写外文笔记的。以后半个多世纪，他记下大量原文摘录，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笔记涉及的领域丰富多彩，如文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和理论、心理学、人类学等。连侦探小说、笑话、大词典和百科全书也包括在内。
钱先生非常珍惜这些笔记本，连“文革”下乡也把它们带到干校。杨绛出版它们的追求是让它们活下去，继续使用：“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活者无愧’。”钱先生本来要拿外文笔记的材料，用英文写一本西方文学的大作，当作《管锥编》续本。这个梦现在不能实现，不过外文笔记还是一部很特殊的西方文化的采集，可以不断激发未来中西方学者的灵感。
杨绛（杨季康的笔名）不像多数名人妻子那样，只顾为丈夫服务，当贤妻良母。相反，她是很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文学翻译家和文学研究专家。例如，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公演的话剧《称心如意》曾使杨绛的名气比钱先生还要大。她在“文革”中翻译的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也受到国内外，包括西班牙国王的赞赏。“文革”以后，杨绛更出风头。她“从一个‘陪斗者’经历”的角度描写文化大革命，既大胆又含蓄，是非常宝贵的作品。散文《干校六记》（一九八一），长篇小说《洗澡》（一九八八），散文《从丙辰到“流亡”》(二○○○)等都轰动全国，也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俄文、德文等。
她二○○三年写的回忆录《我们仨》大概是最精彩动人的作品。我在德国波恩埃尔兰根大学开了专题课，还把它翻译成了德文。《我们仨》有很特别的结构。书是用自叙体写的，还把时间倒过来。同时也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虚实”对比方法组织的。第一部分，作者用幻想、生动的写法描写钱先生和他们女儿钱瑗之死。第二部分，用具体活泼的写法回顾他们共同的生活。
书的开头深奥莫测。先是一个惹人大笑、充满活力的家庭场面。忽然，一个阴森的“电话”打破了这个愉快的气氛，无情地逼迫钱先生离开家去遥远的“大会堂”开会。从此他就住在一只神秘的“船”上。作者天天走“古驿道”去找他。她住在常常要换的“客栈”，夜里变成一个“梦”，飞到住院的女儿身边。
读者逐渐理解到这些场面是死亡的暗号。对西方读者，描写的景象既熟悉又陌生。一方面，河，船，道路等在西方也是走向阴间的古老象征。不过在《我们仨》里它们有中国传统的味道。古代中国，朋友要离开，要陪他一段路，在“古驿站”上才告别。在河里慢慢消失的小船也是很多中国古诗古画的题材。作者陪她要死的丈夫走一段漫长的路，舍不得离开，最后还是看他的“小船”在河里消失。
船，河，道路等不全是幻想，它们有实际的基础，是虚实交融的。钱先生生重病以后，住在高干病房，那里可能——跟《我们仨》一样——访问者要遵循严格的规矩。钱先生的“船”可能也是发音相似的“床”的一个化身吧?
对我来讲，最有想象力，也最动人的是作者的“梦”。“梦”让人想到庄子、道家的概念，西方也有“人生如梦”的成语。不过《我们仨》的梦很有个性，跟西方不一样。古代中国有个美丽的神话传说，睡觉中，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身体，飞到远方拜访亲爱的朋友。那一刹那，亲人会做一样的梦，用这个妙法，情人离开得再远，还是可以夜里有来往，真的可以见面聊天。
不过，杨绛使传统想象变得很悲哀，让它表达内心的绝望。梦魂还会飞到她女儿身边，可是她缺少古代的魔术，不能让女儿听到她的声音，也不能安慰她。这样她本来灵活而有希望的梦魂变得一天比一天沉重，直到最后，女儿去世，就变成了可怕的梦魇。
“客栈”这个比喻也是成了寓意丰富、令人深省的形象。中西方都有“人生如寄”这类成语，在《我们仨》里，女儿最后离开生活的客栈，她在作者梦里出现，说她要“回到她自己的家”。这个场面很奇特难忘，既悲哀又愉快。也让人联想到杨绛刚翻译的柏拉图的《斐多》（Phaedo）。在这个有名的对话里，苏格拉底从容面对被处死，他跟学生热烈辩论，表示他也不怕死，因为死后有灵魂。庄子跟骷髅的辩论，结论也是死亡比生活快乐多了。
《我们仨》的最后场面远不是这样潇洒乐观、逍遥自在。不过，离开客栈回到自己的家的悲哀与愉快，这种矛盾复杂的气氛也有一种通往新的视野、天外有天的冒险色彩。
二○○六年五月，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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