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两个“八·一五”
作者：韩东育
“八月十五日·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八月十五日与南原繁追怀会”正式拉开了帷幕。安田讲堂，这幢几乎目睹和经历了近现代日本国历史全过程的红褐色欧式建筑，此时又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日本战败日及旋即展开的系列往昔场景。它为今天的与会者营造了一个它所熟悉的氛围。应东京大学黑住真教授和东京大学出版会竹中英俊先生的邀请，笔者于当日参加了集会，见到在这一氛围中，那些曾令安田讲堂感动的声音、理念乃至面庞，都再度登场，一如中断了几十年的系列正剧，终于重新开拍。由东京大学前校长、政治学者佐佐木毅，东京大学教授、政治学者姜尚中，哲学学者高桥哲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历史见证人、免疫学者石坂公成等日本一流专家学者组成的发言团体鱼贯而入，会场气氛为之肃穆和庄严。会议的主旨由本次活动的主要发起人，日本著名评论家、东京大学特任教授立花隆，做了特别说明。其大意为：在“小泉改革”的过程中，日本国的基础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放弃平等、海外派兵这些迄今被严格禁止的行为，均堂皇登场。舆论认为，接下来的安倍政权，将继续在“小泉改革”的延长线上不断行进，并且宪法修正工作也已经进入了其下一步行动的视野。战后六十一年过去了。今天的日本，正在步入大的转换期。无论日本今后如何变化，人们都应该重温战后日本再出发时作为“建国之父”的南原先生是怎样构想这个国家的，以及这些构想方案中有哪些在后来的岁月里结出了果实，又有哪些不该丢弃的东西被人丢弃了。
南原繁一八八九年出生于日本国香川县。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前身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学科，在日本内务省工作八年后返回东大。一九二五年任法学部教授，一九四五年任法学部长，同年至一九五一年，出任东京大学总长。仅就日本近现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立花隆的推理显然不错，即：东京大学是帝国大学，帝国既然是天皇的国家，那么帝大就应该是天皇的大学。也正是在这个逻辑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大日本帝国”的灭亡，也意味着“东京帝国大学”的灭亡。可旋即发生的“转语”是：旧制东京帝大的“死”，刚好标志了新制东京大学的“生”；“大日本帝国”的垮台，则换来了民主国家的扬帆；而东京大学的重建，亦即意味着日本国的更生。南原繁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他的及时登场，更体现在他对东京大学乃至整个日本国未来发展的正确设计和拼死掌舵。他不但给日本国新宪法、教育基本法等国家全部基本重要法案的设计赋予了全新的思维，还唤起了“茫然自失”的日本国民创建新的民主国家的热情。由此，他赢得了“二战”后日本国“建国之父”的美誉。
能否坚持大学固有的办学理念以及这种理念是否拥有对整个社会的引领和范导作用，是南原繁校长主持东京大学校务以来的核心问题。南原在任六年间，安田讲堂的讲坛几乎每个月都要迎接他的到来。六年来他反复强调的办学理念只有两条：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全校学生为他离任校长时所举行的送别会上，南原繁不无感慨地说：“这六年间，我虽然做得不够却丝毫不敢懈怠的努力目标，是‘学术的自由’和‘大学的自由’。应该说，正是这两点得不到确立，换言之，由于这两点受到了威胁，日本才酿成了今日的悲剧。因此，学术与大学自由的确立，便不单是我等大学和大学人最大的关心所在，实际上还是建设新日本的必备条件。”南原繁之所以如此讲，是因为日本的教训刚好缘起于政治强暴了学术和大学教育所必须遵行的铁律。它与发生于东大的沉重历史记忆相连带，以至于今天，人们还经常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而抱恨。
从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这四年间，堪称东大历史上的“遭难期”。根据南原繁弟子丸山真男的回忆，这期间，因学术行为及结论与当时泛滥的“国家主义”、“日本精神论”和“皇道哲学”等官方意识形态发生了严重争执甚至冲突，因此法学部、经济学部乃至整个东京大学，不久便以“赤化容共学风的出自本源”和“民主主义无国家思想”之“元凶”所在地等罪名，变成了官方和右翼势力整肃的重点对象。大学里的许多教授，在这种整肃中纷纷遭到驱逐——不是被停职，就是被起诉。一九三八年夏秋之交由官方做出的禁除教授会自治方针等决定，则几乎从制度和组织上摧毁了大学的基本原则。后来的事实表明，东大教授的横遭整肃及由此带来的噤若寒蝉局面，不但没有使国家走向强大，反而使灾难的降临具有了不可逆性，以至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九四三年，以法文科系为主的“东大生”也开始被押赴战场——“学徒出阵”，使一大批知识精英倏忽间化为炮灰！
“八·一五”前的东大灾难，构成了南原校长一生难以愈合的精神外伤。因此，战争结束后他终身为之呼号的，便是“和平、民主主义和学术自由”。一九四七年，在新制东京大学成立纪念日的讲演会上，南原繁以“大学的自由与使命”为题，严肃却不乏沉重地指出：“大学，是真理之府，也是理性之府。在大学所具有的教育、研究和知识传授这三大功能中，其必须保持的最重要品质，是自由条件。一旦该条件不保或大学应有的品质一经丧失，这个国家便即行衰退，这就是那场战争开始前日本的实况。”一九五○年四月十二日，他在新生入学大会上对大学的本职和本质进行了再度确认：“大学自身，作为探求真理的场所，不可自陷于眼前诸般变化的旋涡中。大学的非党派性，使它必须成为能够整理时代各种事物并对其施行科学讨论和尖锐批评的场所。但这绝不是说，大学因此便可以无视社会现实并从中退却，相反，大学的作用应该是如何对苛酷的现实和危机进行平静、客观和清晰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把握之。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可以被研究、被了解和被讨论。……当超越了左和右与任何偏执的党派性进而唯余可与对决的问题对象时，大学参与时代事物工作的意义才能得到凸显。”
南原繁显然是在忆及皇国意识形态对东大的强暴及旋即带来的恶果时，说这番话的。在他看来，建立在神话和蒙昧意识上的天皇制国体论，无疑是导致这场战争的精神病源；而战争的不可逆转，又在相当意义上决定于潜藏在日本国民当中的深刻的“内在缺陷”。
“新纪元”说，堪称南原繁克服这一“内在缺陷”的杰作。纪元，是某一历史的起点年和从此计算出的该历史年数。一八七三年三月，明治政府将《日本书纪》中神武天皇即位日——新酉年正月朔（公元前六六○年二月十一日）确定为日本国的诞辰，史称“纪元节”。如此计算下来，则日本战败年的一九四五年，相当于日本国建国二千六百有五年。可是，这漫长的岁月究竟给日本人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呢？一九四六年，在日本战败后迎来的第一个“纪元节”上，南原繁发表了题为《新日本文化的创造：关于纪元节的演述》的讲演。在讲演中，他重点强调的是这个“纪元节”与以往“纪元节”在本质上的不同，即：迄今为止的所谓“纪元节”，是建立在神话与传说上的、未经任何实证研究因而必须进行彻底批判性追究的政治规定。这种迷信的精神状态，是把日本国引向战争并最终使之覆灭的根本原因。在日本用如此固有的传统和精神去赌一场战争的输赢并导致其精神自体毁灭的今天，日本人显然不能把“祖国”的复兴大任寄托在过去的历史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历史不在过去，而在于将来，在于将来全新的自我创造。因此，与其说今天是日本国二千几百年的纪念日，不如说是日本新纪元元年的第一天。“昭和维新”的根本课题，便是针对上述日本精神自身而开展的革命，是新的国民精神改造以及由此展开的国民性格转换、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和内在知性与宗教精神的革命。只有给国民注入这样的新精神生命，方可语恒久之自我；也只有在投身于人类文化与世界和平事业的前提下，日本人才能找到自身的真使命。一九四八年七月，传统的“纪元节”遭到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