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读报感受一九六一年
作者：周全华
对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在政策上的网开一面，引发了对全体知识分子的政策调整。广东这一次是走在全国前列的，省委书记陶铸自九月底起，连续五次召开了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广东省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和中南地区五省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代表省委和中南局向一九五八年思想批判运动以来错批的知识分子赔礼道歉，主张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白专道路”的帽子。十月上旬，他还对省文教领导小组做了一个“口惠实至”的指示：确定一个两千人的高级知识分子名单，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起，每月补助食油一斤、粮十斤。再选出一个两百人名单，享受厅局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待遇。明年一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争鸣园地等等。
陶铸的“脱帽”之举，是恢复这些年来被打入另类的知识分子享有同志的平等政治地位与权利。那“口惠实至”的指示，则是高于同志的“特权”了。这虽不是法治所为，但有如此一个开明的人治，就足以令“许多与会者痛哭流涕”。陶铸的举措引起两种反应，这为日后的反复埋下了伏笔。
正面的反应是：“众教授表示是枯木逢春。”“表示今后对党要鞠躬尽瘁。”“知识分子也要检查自身的不足，要更好地改造自己，才能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党给足了知识分子面子，我们也该想想自己是否称得上是国家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脱不去“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味。
负面的反馈同样有力：这是“过高估计了知识分子的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提法应该是一顶帽子，平时就装在我们的衣袋里，需要时就给他们戴上”。不再提它，这“是否牺牲了原则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又翘尾巴了，又讲怎样对待我们的学术地位等等，什么狗屁都放出来。”这是左派的反应，出自对知识分子的偏见，道理不多。还有来自工农大众的反应，“知识分子凭什么特殊化？”他们的平等主义情绪是谁也不能漠视的，而且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毕竟，南国的春天挡不住地来了。次年春意更浓，二三月间，两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全国性会议在广州开幕。一个是“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一个是“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会上的话语，人们津津乐道几十年。七月，中山大学名教授陈寅恪摔断腿。陶铸让他享受了省级干部的待遇，配三个半护士护理，再配每月鸡鱼蛋油水果价值一百多元的免费特供。后勤人员早就对陈教授的特殊化有意见，甚至为之拍过桌子。这一次是在困难岁月，群众议论更多：“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时当一九六三年七月，此时已经开始讲阶级斗争了。中山大学副书记向陶铸反映了群情群议。陶铸顶住了群议，说：“陈先生，七十四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也不去，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才华，一定给你三个护士。”工农干部不懂陈寅恪的学术价值，而作为也能飞笔走墨的散文作者的陶铸懂。当然作为高级干部，他更懂陈寅恪对于统一战线的政治价值，所以他几次讲“千金市骨”的典故。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开春，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一个难得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宽松期，许多人焕发了新的创造力。连一向不问政治、闭门谢客的陈寅恪，也为两位政要（胡乔木、陶铸）的过访而写下难有的好心境：
南国有情花处处，
东风无恙月年年。（《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