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激进的教育
作者：周 勇
新一代激进教育学家便是在这种文化民主主义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幸的是，在此时期，原本可能由他们继承的进步主义教育领地却陆续被此前相对处于沉默中的知识中心主义者占据了。一九五二年杜威去世，公共领域最强有力的教育演说家变成了精英主义历史学家贝斯特教授。后者在一九五三、一九五五年接连出版了《教育荒原》(Educational Wasteland)和《回归学习》(The Restoration of Learning)，猛烈批评一九四五年兴起的以“真实的生活问题”为中心的“生活适应课程”，指责公立学校没有进行“智力训练”，并呼吁以“基本的科学学科与知识”为中心重新设计课程体系，“向全体公民提供这种基础教育”。贝斯特的批判不仅得到了一大批推崇“经典课程”的精英人文学者的支持，而且还在工商精英那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因为后者经常抱怨公立学校的毕业生连基本的语言表达与计算能力都不具备。
一九五七年苏联卫星上天，此事震惊了美国国会与国防部。美国最高权力机构认为：“苏联科学家之所以能远远地把美国科学家抛在后面，是因为俄国学校教他们的伊凡练习微积分和物理，而美国的学校则教他们的约翰如何跳舞，怎样开车。”为增强“国防”，国会认为学校必须传授从复杂的科学原理中提炼出来的技能，而科学精英感兴趣的则是从此他们或许可以培养出许多“小物理学家”、“小数学家”来。尽管各自的期待有所不同，但双方均想清除几十年来在教育领域弥漫的各种“非知识中心主义”的路线，将课程设计权力从“专业的教育团体手中夺走，交给科学精英”。文化民主主义的课程改革运动此次遭遇的压力显然大过上次人文及工商精英的批评，因为此次施加压力的是知识权力更大的国会和科学精英。不过，无论是人文及工商精英，还是国会与科学精英，他们在公共领域推行改革的设想都得要能通过“民意”考验才可以顺利实施，然而精英们在制定政策时并没有征求美国公众的意见，而仅仅是从自己的关切出发来安排课程改革。但对当时的激进教育学家而言，美国六十年代社会、文化领域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与运动仍有利于他们在国会权力触及不到的民间社会继续从事自己的改革事业。即使国会不给他们权力，否定他们的改革设想，他们仍可以获得广泛的支持与行动空间。因为大多数民众认为美国最紧急的任务不是与苏联争霸，不是为了实现超越苏联而将公立学校改成只有少数具有“天赋”的“小科学家”才能获得成功的学术机构，而是如何协调国内各个社会群体日益紧张的冲突，使公立学校真正成为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机遇的途径。在美国，六十年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学校园里，街道广场上，四处可见各社会群体为自己赢得机会的民主运动。科学精英当初的热情也随之减退，而且很快他们就接受了失败。
要知道科学精英主持课程改革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国会的旨意，还不如说是为了科学事业本身。为何美国公众不理解这一点?这个问题曾让当时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伯恩陷入痛苦之中，并使他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一九六四年，他说“要保存我这一代信奉的为追求知识而追求知识的传统观念已经不可能了”，“世界上发生的种种灾难使我们从这个美梦中惊醒”。与伯恩式的科学精英一样，当初参与科学课程运动的布鲁纳、施瓦布等教育学家也放弃了知识至上主义立场，以回应现实社会的民主运动、学生的抗议和要求提高课程“适切性”的浪潮。
当然，科学课程运动的失败不能证明科学知识至上的思路本身是“错误”的，而只能说明对科学精英而言，美国公立学校及其所处的社会体系并不像实验室的工作那么简单，以科学精英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把它们安顿好。然而，失败的科学精英并没有放弃对美国文化走向及公立教育形势的关照，他们当中不断会有人站出来代表整个科学界发表意见，其基本观点非常清楚，那就是美国文化及公立学校日益朝着破坏、消解科学文化的方向发展。数学家列维特(Norman Levitt)在深入考察美国文化及教育领域不断扩张的“对科学的否定”趋势之后，便愤怒地指出，近二三十年以来，科学文化一直处在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以至于到九十年代末，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社会与政治机构同时在十几个不同的方向上撕扯科学”。“许多政客把科学看成是狭隘的技术，投票者一有机会便想削减教育预算，与此同时，教育学家则开出一堆‘灵丹妙药’，试图让科学教育解决所有人群的社会不满……而那些专业的科学家，依旧像过去那样小心谨慎地构思自己的研究，只能虔诚地希望其他什么人承担起传播科学文化的使命。”
在列维特看来，“政客、投票者”不理解科学是因为没有受过真正的科学教育，而教育学家开出的“灵丹妙药”则表明，美国人文社会学领域流行的东西大多是些“非科学、反科学”的“错误”文化。如列维特所言“教育学院甚至包括科学教育系急于效仿那些前卫文化理论家、文化人类学家等等的愚蠢与自以为是。更恶劣的是，科学教师原本必须履行发现、培养下一代专业科学家的特殊职责，但现在这种观念已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激进的观点，即科学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与科学做斗争，因为科学是‘知识的专制主义形式’之一。”
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教育学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突出表现便是新一代激进教育学家的崛起，他们通过引入建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以及知识社会学等等后现代性的理论框架，热衷于从阶层、种族、性别、政治、文化等角度发起批判，揭示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如何复制、巩固美国这个“不平等的社会”，进而探讨怎样改革课程与教学，以求建构一个对所有人来说真正是民主、公正的教育与社会体系。健将吉罗克斯为了扩大“文化政治”的群体基础，甚至推出“文化研究”的教育转向，以激励美国公立学校教师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然而在列维特看来，这一切虽值得“同情”，但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激进的思路不仅会冷落传授真正的科学文化，而且会使既有的科学教育把这样一个模糊的文化政治目标——让各种边缘人群觉得科学是“大众化、温暖人心的东西”——当成首要任务。
如此概括各类文化民主主义者的思路，表明列维特根本不会接受前者的良苦用心。实际上科学精英与文化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冲突首先正是由于不能或不愿理解、接受对方的教育文化观念造成的。所以当激进教育学家为课堂上所有学生都能“畅所欲言”感到欣喜时，列维特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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