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双年展
作者：赵 川
二○○四年十月初，作为第五届上海双年展的一部分，配合策展主题“影像生存”，在人民公园分展场展出“中国摄影历史博物馆计划”。我在展板上看到这样一句话：“摄影家、英国商人之妻立德夫人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中写道：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投去匆匆一瞥，他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正是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使他们的生活具有意义。”
立德夫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经商的丈夫在中国生活、旅行，拍下不少照片。细想她那句貌似公道的话，这位女士与其说是为一些她不明白的，或根本子虚乌有的东西寻找到了意义，倒不如说她只是不加细究地把思考悬置起来。本来，这个陌生环境里生活的意义，也不该由她如此仓促地验证。立德夫人匆匆架起相机，投下一瞥，将眼前那些人的生活锁定在相片里。她此刻确立起的，是撩拨好奇心的神秘远方之旅的意义。换句话说，她因为见识了那些“不知道的东西”而不虚此行。
各个城市双年展中有着不同背景和思考积累的艺术家们，他们数量庞大、扑面而来的艺术创作，带给大多数人的，难道不正是这种“不知道的东西”?一届届打造成盛事一般的双年展，它们的重要性未必总像策展人宣称的，造成了对眼前环境的“挑战”、“回应”或自成“坐标”；而是双年展通过组织和展出艺术，首先制造了种种“目睹”的现实。即人们在这种展览上以什么方式，站在怎样的角度看待自己、别人以及艺术?这样的目睹现场，总体上设定出在更广阔的文化建制和社会进程的上下文关系中，自己站立的位置和选择的应对方式，并让这些成为可以视听的实践成果。就像那位夫人，她通过照相机的镜头、快门和胶片——带了先进文化的意味，对古老中国匆匆一瞥。但是，立德夫人也完全可以换一副姿势去看，谁又可以说她不能。
双年展这种巨无霸式的当代艺术展览方式，来自有一百多年历史、连接三个世纪的威尼斯双年展。这个堪称现今世界最重要的双年展，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历程，就有奇观和异国情调的意味，带了殖民时代展出各地奇特物产的世界博览会的影子。生猛的西方现当代艺术方式，爱不管深浅地将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一切都霸占进篮子里，它的野心勃勃跟双年展的大杂烩性格正好吻合。早期双年展如同奥林匹克，各国自筹费用，选送本国自以为最优秀的作品。一些实力较强的国家，从上世纪初起还陆续在威尼斯岛上建造自己的“国家馆”。最早建馆的包括：比利时、德国、英国、法国、荷兰、苏联和西班牙等。尽管今天国家馆被一些人看做殖民主义遗毒，但还是令不少后来者心向往之。在威尼斯主展场吉拉蒂尼(Giardini)建有固定国家馆的亚洲国家，仅有日本(一九五六年)和韩国(一九九六年)等。然而，二次大战以后独立于国家馆之外的主题馆的建设，以及逐步形成的巨大影响，最终使威尼斯双年展成了西方先锋艺术的最前沿。八十年代初中国曾送去民间剪纸和刺绣参展。大陆艺术家一九九三年第一次受邀在威尼斯双年展主题馆展出，参展艺术家是：王广义、丁乙、王子卫、余友涵、李山、张培力、耿建翌、喻红、刘炜、方力钧、冯梦波、王友身、孙良和宋海东等。一九九九年生活在海外的艺术家蔡国强的作品，获得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双年展大奖金狮奖。二○○五年中国大陆第一次正式以国家馆展出，范迪安和蔡国强担任策展人，场馆是临时性的。
各种双年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已种类繁多，遍地开花。它们从展出当代艺术到建筑或地下电影等。不少城市拿举办双年展作为城市现代化的一个升级步骤，将它与提高城市知名度和国际化联系到一起，比如因此成功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除威尼斯双年展外，被尊为排名仅次于它的是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一九五一年最早由一名意大利商人筹办，也是以国家馆和主题展作为主要展出方式。此外还有一九五五年开办的卡塞尔文献展。澳大利亚悉尼也在一九七三年举办了第一届双年展。亚洲城市中，一九九五年韩国光州举办第一届光州双年展，一九九六年上海举办了首届上海(美术)双年展，一九九九年台北办双年展，日本有福冈三年展。二○○一年日本办横滨三年展。二○○三年北京举办双年展。在这之前国内还有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的成都、广州等双年展和三年展。亚洲较新的还有新加坡双年展等。
每届双年展都在一座城里聚集起相对庞大的展览规模，近似一个展览群。通过策展人或策展小组来控制展览的方式，已成了各个双年展的基本制度。不管是城市选择了策展人，还是策展人选定了城市的方式，每座城市的双年展在相当程度上联系着城市的精神面貌、它看待文化的态度以及自身的制度建设。因为双年展及当代艺术特有的西方根源，它尤其映照出那座城市与西方文化的特殊应对态度。
双年展在世界上一百来年的历程，几乎就是西方现当代艺术向世界拓展的历史和地理轨迹。什么才是观看和展示外部环境以及我们内心世界的恰当方式?一个双年展如何给自己的目睹下定义?这不同于每届双年展都要花工夫阐释的主题，它是更实质性的，是那座城市的文化课题。这个定义决定了谁来策划，选择什么样的主题以及如何解释。
有一些双年展试图跳出单一西方背景的艺术讨论方式，提供别样的社会或文化理想，建立不同的价值观。比如古巴哈瓦那双年展和韩国光州双年展等。哈瓦那双年展八十年代举办时，是唯一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国际双年展，它宣称专为促进第三世界艺术家对话而设计，参展艺术家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艺术家为主，对西方主流有明确的批判立场。它强调展览只是手段，目的是让艺术家来会面和交流；作品选择更注重第三世界艺术家的集体创造。哈瓦那双年展多利用各种公共空间，以便让艺术作品走向民众。虽然今天的世界，离一九八四年创办时的冷战格局已有很大不同，在西方红火起来的古巴当代艺术成了一把双刃剑，那些对抗或战斗的口号面临更复杂的环境。但在哈瓦那非资本主义、非西方消费文化的城市氛围中的双年展，仍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观察世界和反省自我的角度。
韩国光州双年展的追求完全不同，它的起点是为纪念一九八○年韩国军事独裁当局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光州事件”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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