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亚当·斯密的后人
作者：尔 钦
如果有人说，“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必定是一位自由主义者”。那么可以确信，说这话的经济学家要么是奥地利学派传统的追随者，要么是芝加哥学派的信奉者。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发展实在过于迅速，这两个学派的诞生最长不过一个多世纪，但半个身子已被埋没到经济思想史的故纸堆中去了。有人相信当哈耶克逝世时，所谓的“奥地利学派”便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尽管这种断言一定会遭到柯兹纳（Israel Kirzner）、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等现代奥地利学派传人的反对，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课堂上，奥地利学派只能出现在“经济学流派”这一章节中了。相比较而言，芝加哥学派的境遇则要好得多。虽然“芝加哥学派”的称呼也已经逐渐淡出了经济学家的日常文献中，但并不是说芝加哥被遗忘了，而是由于“芝加哥的影响如此广泛，芝加哥的数据经验检验的研究技术被运用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芝加哥学派的名气正在消失”（77页）。换句话说，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如今已经完全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奥地利学派湮没在了经济思想史之中，而芝加哥学派则湮没在当代经济理论之中。
也许正是上述原因，作为二○○一年出任经济学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Education）主席的史库森所著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一书才会让我们觉得与众不同。如果单单只述及其中任何一个学派，这本书或许只能是众多当代经济思想史资料中的一册文献而已。但将两个学派结合在一起，并且问他们“是朋友还是对手”，足以引发我们的好奇心。确实，我们知道奥地利学派不同于芝加哥学派，我们知道朝圣山学社的自由主义战士们分为两大阵营——维也纳与芝加哥，我们也知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批评以及愣头青罗斯巴德左右开弓的挑战。可是在我们总的观念里，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尽管两派之间时有争执，但是在需要的时刻他们总是站在同一阵营，作为亚当·斯密的后人，作为“自由之子”，共同捍卫着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在自由主义最困难的年代里，成为自由主义的守护天使。
奥地利学派诞生于十九世纪后期，经济学正经历第一次危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Carl Menger）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围城中展开了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与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一起“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之中拯救了古典经济学”（12页），建立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而芝加哥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经济学正经历第二次危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摧毁费雪（Irving Fisher）的家财，也摧毁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信心。尽管奥地利传统的继承者米塞斯和哈耶克是极少数预测到危机的人，但他们的极端政策主张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奥地利学派面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崛起，几乎无还手之力。而此时以弗里德曼为中流砥柱的芝加哥学派站了出来担当起捍卫自由市场的重任。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通过在凯恩斯体系内做研究工作，推翻了凯恩斯体系。虽然，弗里德曼在凯恩斯理论盛行的时期也备受冷落，但是最终，“冷战结束了，芝加哥大学胜利了”（46页）。
因此，正如本书作者史库森所说的，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继承者，拥有共同的渊源，他们是自由思想的孪生兄弟。那么他们又怎么会成为对手呢？
利博塔瑞与利博斯特
史库森列举了两派四个重要方面的分歧，而我们可以发现，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分歧便在于方法论上的差异。
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上的特征是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用诺齐克的话来说，便是将社会科学的真理化约为个人行为的理论，即“鲁滨逊·克鲁索理论”。因此米塞斯在其两卷本巨著《人类行为》开篇便言，他所论述的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从人类行为出发建构起整个经济理论体系。而个人主义方法论必然带来主观主义的分析路径，从门格尔边际效用的主观价值论开始，主观主义的立场便成为奥地利学派奉守的准则。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事实上已经完全融合到主流经济理论的内核之中，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分析从消费者理论出发，推演出整个交换体系的一般均衡，便是基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但是，切莫认为奥地利学派已经转化为主流经济学，相反，越是坚定的奥地利学派追随者便越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嗤之以鼻。米塞斯及其信徒，将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发展到了极端，成为激进的演绎法，反对数学公式，反对计量模型。
这种极端的方式使得奥地利学派陷入孤立的境地，而芝加哥学派采取的方法则更加平易近人。当米塞斯和哈耶克由于主张放任自由的政策措施而无人理会的时候，弗里德曼走了另一条完全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的道路。他不漠视凯恩斯的方法，相反运用实证方法在凯恩斯体系内部展开工作，采用数量分析，运用相近的经验事实来检验理论。尽管这种经验研究的分析路径也存在着大量争议，但是弗里德曼确实是使用这种方法发现了凯恩斯模型的错误。尽管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问题所在，但抽象的演绎推理在世人面前绝对没有简洁、美妙的图表数据来得具有说服力。所以最终，在这场方法论之争中芝加哥学派获胜了，数量分析方法成为当今经济学教育、研究所必需的方法。
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是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分歧所在，而这种差异的源头或许可以追溯到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之上。因为他们虽然都是自由主义者，一方却是利博塔瑞（libertarian）翻译过来可以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自由主义者；而另一方则是利博斯特（Liberalist），即国内读者所熟知的自由主义者或者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或许可以说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分歧也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分歧。
这种分歧也许是根深蒂固的，从两派的来源便已经看出。奥地利学派的诞生地在维也纳，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修士们的涌入把该地变成东欧的思想文化中心，奥地利学派正是在这种古典的人文情怀下成长壮大，并在米塞斯的领导下转战美国，建立了现代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的出身背景则现代得多，它的诞生地芝加哥被称为美国城市的菁华，是“开放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集中体现”，芝加哥成为芝加哥学派的心灵家园。两种不同的人文环境酝酿出了不同的信仰。正因为如此，他们都信仰自由主义，但是他们却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捍卫自由的信念。
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自由的关键在于“自由意志”，在于蕴涵在个体之中的理性本质。人类社会的特征便在于个人具有理性，具有自由意志，因而他们的方法必然是个人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并且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而早期的芝加哥学派更确切地说是市场的追随者而非自由意志的信奉者，维纳（Jacob Viner）、西蒙斯（Henry Simons）和奈特（Frank H. Knight）都曾如同凯恩斯学派一样提出过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但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并未变，正如奈特坚信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相信“个人自由必须成为有智慧的、道德严谨的人们的政治哲学”（54页）。正是这种并非那么严格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得奈特一方面认为经济学分析中必须运用数学方法是不能忍受的，一方面又要求他的学生拒绝接受缺乏逻辑和经验支持的思想。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之后弗里德曼走上实证经济学方法之路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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