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子安宣邦的政治神学批判

作者：董炳月

　　关于会泽安在《新论》中建构的“祭祀国家的理念”，子安宣邦有细致论述。会泽的相关话语在《新论》中多有所见，且引两段于此：“祭以为政。政以为教。教之与政。未尝分为二。故民唯知敬天祖奉天胤。所乡一定。不见异物。是以民志一而天下合矣。此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而祖宗所以建国开基之大体也”（国体上）；“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戎有一定之略。祀为不拔之业。实国家之大事。而万世之长计也”（长计）。政治神学的功能，即在于“使死者有所凭以安其神。生者知死有所归而不惑其志”。现在的那些作为子安们抗争对象的右翼政治家、神社神道人、右翼知识人亦深明此理，因此支持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这种政治神学实践行为。如子安在第十章中指出的，右翼知识人代表之一中西辉政在题为《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精神》中直言不讳：“对于发挥为国家的存在而奉献生命这种无与伦比的、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国家必须尽全力予以表彰，使之传诸后世。否则，作为国家的道义心即告崩溃，在将来的危机中挺身而出的日本人当然也就不可期待。”中西是用赤裸裸的语言印证了子安阐述的“祭祀之国即战争之国”的逻辑，并且使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行为的政治神学意义再次显现出来。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新论》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很多，并且有别于日本读者。《新论》对于来自汉语词汇的“天祖”概念的重构已如子安所论，就与汉语的关系而言，《新论》那精妙的汉文让笔者惊叹，惊叹之中隐约发现了“同文同种”的某种依据。称日本“神州”或“中国”意味着真正的中国被夷狄化，对应西方入侵的战略似乎也适应于同时代的晚清中国。所有这些，均有待于“中国视角”的解读。
　　
　　子安宣邦对日本政治神学的批判是尖锐的。由于明治后期以来的日本历史是在对中韩的侵略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子安批判的反面是对于现代日本政治神学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直接受害者中韩诸国人们的同情。借用一位友人的表达，这种思想是一种“伴随着痛感的思想”。换言之，思想在作为一种思想存在的同时获得了一种情感的形式。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子安提及观看日本青年电视工作者以中国东北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来自洒满辛酸泪水的大地》（制作者是为了调查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给当地人造成的伤害而辞去ＮＨＫ难得职位的海南友子）时的痛苦感受。在为《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他也提及类似的历史事实与感受。在《“世界史”与亚洲、日本》（收入《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一文中，他谈及另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住在北京的友谊宾馆里，看到日本商社职员用低廉的工资雇用中国老年妇女照看小孩，他感到难以忍受。他是从某些浅薄的日本人很容易产生优越感的地方看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和历史的阴影。
　　不过，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如何共有子安宣邦对于政治神学以及对于国家的批判才变成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读者应当意识到：子安宣邦的“日本批判”构成了当代日本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子安宣邦本人及其批判话语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悖论性存在。如果将“子安话语”置于“日本”之外，“日本”就会被简单化、就会遭到分裂，这种简单化与分裂有可能助长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与批判者子安的期待相反的东西出现——这尚且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如何超越国家历史的差异性与国民身份的历史性，在一个新的纬度来认识国家问题。毫无疑问，近代中国作为被侵略的国家是在与日本等列强的对抗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侵略与被侵略的不同历史造成了中国与日本“国家”存在合理性的巨大差异。不过，这种差异作为与特定历史阶段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并不能消除国家的一般性与普遍性，具体言之即无法抹消国家的双刃剑性质。显然，与国家的历史性相并列，个人与国家的矛盾成为子安政治神学批判的另一纬度。因此，在《国家与祭祀》的第十章，那些不被国家祭祀的众多死者们才被推到前台。只有在将孤独的生命个体与巨大的国家对置的情况下，战争才能够在超越了正义／非正义的层面上被否定。这也是批判知识分子、反体制知识分子确立自己批判立场的重要形式。
　　 （《国家与祭祀》，子安宣邦著，董炳月译，三联书店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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