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文明的追求：非观光的游记

作者：李政亮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而发生了大量观光客跨国界的移动，以消费为基础的旅行也成为文化研究领域当中重要的议题。正如有关旅行研究的重要著作《旅行者的凝视：现代社会中的休闲与旅行》（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一书作者约翰·乌利（John Urry）所说：“将休闲与旅行视为（西方）现代生活核心的研究视角是必要的。”诚然，休闲与旅行的出现，与西方现代性的形成有相当紧密的关联。不过，在该书以及日益增多的相关专著当中，我们只看到旅行概念在西方的演进，或者说，只看到在西方范围内的以消费为基础的旅行。在这样的旅行观之下，我们就看不到，当时西方的旅行活动业已大量进入到东亚，而面对强势的西方，东亚也开展出不同于西方的旅行实践。事实上，如果考察西方以旅行为主题的各种文体，从十七世纪以来欧洲船舰探险式地进入东亚后巨细靡遗的观察文字，到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大众小说《环游世界八十天》的畅销，都显见东亚并未在西方的视域之外。从另一方面来看，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帝国力量大举进入东亚，也正在此时，东亚国家开始出现一项极为特别的文体——它们或被以“游记”、“日记”等不同名称命名，但是，就内容而言，这些作品却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均非抒发游山玩水心得的感性之作，而同样都是对西方国家进行不同面向的考察，其中，西方文明之道更是这些作者所强烈关心的焦点。尽管作者们对于文明目标的追求与国家的改革之道各有不同见解，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做西方之行的时候，多具有官方身份，或者是有一定声望的知识分子，因此，这些人在旅行期间所做出的某些观察，往往影响到其日后的政治行动，甚至进而影响到政府决策。
　　正如万国博览会对于西方知识体系、消费社会乃至殖民关系扮演了多重的角色，旅行亦是如此。就西方社会史或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旅行确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在旅行的名义下包括不同的意涵，从对陌生国度的探险，到工业革命之后所逐渐成形的大众旅行，以及由之衍生出的旅行文学等等。如果探溯西方现代性形成之前的旅行史的演进，很明显的是，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旅行原本属于贵族阶层子弟扩展视野、培养性灵的专利，英国贵族子弟的“壮游”（The Grand Tour）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壮游”所指的是英国贵族阶层将年轻子弟送往欧洲大陆旅行，借以开阔视野增长见闻的仪式。随着西方工业力量的逐渐形成，旅行的视野也跨越欧洲的疆界，瞄向未知的领域，例如广阔的非洲。十八世纪以来，前往未知领域“探险”，成为众口称颂的英雄业绩，而这些事迹转化为文字所催生的探险故事，更成为出版业的重要支柱。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一七九五年深入非洲南部的蒙哥·帕克（Mongo Park），回国之际便受到全民狂热的欢迎，而他以其探险家活动为题材出版的相关书籍，更得到读者的认同。在此之后，传教士也加入探险家的行列，例如传教士大卫·李文史东（David Livingstone）十九世纪中期深入神秘非洲的故事，同样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探险并非仅止于个人的英雄行为，而在实际上有特定的国家力量与知识生产机制在其背后作为支撑与运作。以法国为例，追随在英国人之后，法国人也迅速加入到“认识”非洲的行列当中。一八二一年成立的“巴黎地理协会”其章程第一条的部分内容便是“对前往未知国度的旅行者给予奖章鼓励”。事实上，这一态度，也是在延续着十八世纪以来高举“启蒙”、“理性”大旗的百科全书学派对知识的构筑逻辑——对“物”的搜集与分类。只是，隐藏在搜集与分类背后的，则是西方对非洲之我者／他者、理性／非理性、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这种知识体系当中的西方优越感，日后也演绎出“优胜劣败”的逻辑，并成为西方帝国力量外扩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壮游”还是探险故事，乃至伴随而来的将他者纳进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些时期的旅行者还仅限于少数贵族子弟或冒险家。旅行之得以大众化，其关键在于科技力量的中介。工业革命以来地铁、火车、轮船的出现，改变了既有的时间与空间感觉。除此之外，社会时间的改变，也在这同一时期出现。一八六七年英国国会通过《工场法》，规定了一个星期当中有半天（特别是星期六）的假期。这一规定亦得到资本家的赞同，其原因主要在于苦思提高工场效率之道的资本家们意识到，适度休息有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当然，大众旅行的出现，除了与时空感觉及社会时间的改变有密切关联之外，观光景点不断地出现、旅行产业的兴盛等也都是促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而随着大众旅行的兴盛，大众化的旅行文学也更为兴旺，作为大众旅行文化象征的明信片于一八六九年在奥地利发行，以巴黎埃菲尔铁塔为背景的摄影图画明信片也在一八八九年问世。可以说，随着大众旅行的兴起，各式各样的次文化也应运而生。
　　
　　西方大众旅行兴起的年代，其实也正是西方帝国大举进入东亚之域的年代。面对西方帝国力量的冲击，东亚也开始出现一类特殊的文体，或为从官方立场出发对于西方国家的考察记录，或为知识分子式的关于西方社会的观察随笔。准确来说，这类文体或许不能称之为游记，反而较接近于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写作《美国的民主》的心情——以反思欧洲文明为出发点，前往美国考察该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以使对母国有所助益。依时序而论，一八四二年英国与清朝的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接连惨败的年代，原本不济的国势为列强所恣意侵凌。在同一时期，邻国日本也未能抵挡西方力量的入侵，一八五二年的“黑船事件”使得日本被迫打破锁国状态。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与日本也并非对西方一无所知。明清以来，不断有传教士前来中国，成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认识西方世界的主要渠道，而锁国时期的日本，则主要依赖江户时代以来的兰（荷兰）学建立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搜罗世界各国不同政治制度、民族特性而写就的《海国图志》，不仅成为清代末期中国人认识西方的较为系统的参考书籍，也深为已感受到西方重大威胁的日本所重视。
　　不过，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兰学，都未能使得东亚国家亲身面对西方文明，直到西方军事力量进入之后，情况才发生了改变。如果从对国家改革思潮的影响力来衡量，那么可以说，福泽谕吉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造访欧美所写下的《西航记》与《西洋事情》等著作，首先揭开了东亚游记文体的序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尴尬的年代，一方面，国家内部，政权处于变革前夕的骚动中，另一方面，英美等国接连地入侵，让日本强烈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力量。这时，日本的锁国政策并未全面解除，当时对西方国家有所憧憬的年轻人，出国渠道无非两条，要么冒触犯锁国令被处死的风险偷渡出国，要么就是受幕府派遣出访海外。没落武士家庭出身的福泽谕吉，原本一心仅以前往长崎学习兰学为满足，未料有机会受幕府之命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数次随考察团出访欧美。社会制度的差异是福泽谕吉遭逢西方文明后所受到的最大冲击，他曾在日后的《福翁百话》当中回忆参访巴黎的亲身感受：目睹欧美重人权的社会，封建制度下出身没落武士家庭的他感到钦羡。同样的心情，也呈现在《西航记》当中以“不论富贵”来描述欧洲的议会制度一节。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社会制度的比较并未停留在个人主观感受的层面，相反，福泽谕吉将之拉到背后的整体制度设计与运作的层面。《西洋事情》的写作模式便是从各国的政治、历史到军备与财政等角度进行介绍。如果说，《西洋事情》旨在详尽地介绍西方文明之道，那么一八七二年的《劝学篇》则是累积对文明的思考，提出以文明之道践行“从一身之独立到一国之独立”。事实上，对于被称为日本最大启蒙主义者的福泽谕吉，这部作品也是其“健康民族主义”时期的尾声之作，在此之后，以文明差序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与脱亚论便逐渐出现在福泽谕吉的著述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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