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由社会学名著想到的
作者：苏国勋
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西方社会思想开始东渐，促使舶来自欧洲的社会学途经日本传入中土。严复所译斯宾塞《群学肄言》、赫胥黎《天演论》和孟德斯鸠《法意》等名著的出版问世，不仅为国人接受西方社会理论开启了先河，而且也使这些著作成为汉译经典。由此以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以“秩序”为经、“进步”为纬重组社会生活的社会改良思潮也不胫而走。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溟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后来开展的河北定县社会调查都可视为这一思想在中国脉络里的体现。稍晚一些时候，与之相对立的另一传统——主张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历史进步的动力——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学也传入中国，并由此激荡起席卷全国范围的革命风暴。在那风雨如磐的艰难岁月，中华民族外部面临强敌入侵，内部民生凋敝，积贫积弱。民族危亡的紧迫形势把“救亡图存”提升成国家的第一要务，社会生活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时代的洪流把社会学倡导的“秩序”和“进步”的启蒙口号冲击成政治保守主义的同义语，并使斗争、革命成为社会生活的基调。这是一个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取代改良的年代。社会学作为一门关于现代性的学问及其属性中的改良主义性格，与其传入中土后遭遇的社会情境竟是那么的不协调，注定了它在中国命途多舛。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终遭夭折的厄运。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一九七九年在社会科学“补课”声中才又破土复出；及至提出以构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作为国家的根本诉求时，知识与历史才不期而遇，社会学在今日中国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何为社会学名著？
商务印书馆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推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哺育了几代学人，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提升汉语学界学术水准居功至伟，海内外华人学界同仁有口皆碑。现今又专门辟出“社会学名著译丛系列”，这一举措对于充实和扩展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规模效应可谓锦上添花，但对社会学知识的普及和提升研究水准不啻雪中送炭。
学术名著，经典之谓也，通常是指学术大家所撰文本及其思想。中国文化传统强调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在这样的文脉里大家其人与其文本及其思想之间是互为表里、相互佐证的。在中国学术传统里，经典历来居于核心地位，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或如有人所说，在这一领域，所有后来者都是踩着巨人们的臂膀向上攀登的。言外之意，在社会研究领域人们讲究传承下的创新，而绝不轻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不轻信什么“顶峰”之类。这点与自然科学适成鲜明对照。自然科学追求的真理是一种约定性的、假设性的、命题性的真理。这是一种工具性的标准，故它关注真理标准以及证实真理即经验检验的前提——方法论问题。而社会科学追求的真理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属性，其次才是一种命题的属性；一个人是否拥有真理，端赖于他与某一“此在”或体现真理的实在是否保有共享关系，因而，这种真理是一种存在的真理，这是一种目的性的标准。存在真理要有意志论的和形而上的预设：意志论预设关乎能对人的行动起激励作用的情感和愿望方面，而形而上预设则有关实在之本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这样说并不否认社会研究也有其方法论的方面，而是说它与意志论和形而上相比只居次要地位。不消说，后两方面都与研究者本人的传承、学识、洞见、表达能力等学术修养方面有殊多关联。这也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大家及其文本居于核心地位的存在理据。
大家在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社会学从创立之初，就自我期许要把社会研究变成一门科学并以此作为追求的目标。正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强调以自然科学方法和成就为摹本几乎成为这门学科一百多年来发展的主流。但这并不构成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统一科学观要求社会科学要像自然科学那样仅把经验事实视为思想的源头并减少对经典关注的理由，因为经验主义在关注经验事实的同时却忽略了选择事实所依据的启示性原则。这种启示性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前提预设，一种本质上先于经验的理性思考。社会科学的探究毫无疑问要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但同样明确的是，社会研究除了经验事实之外还要关注能对经验观察提供启示的那些原则，即还要有超越经验的理性思辨。从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来说，社会学就处于经验论与先验论、实证论与唯理论之间的对立张力中，因为它所要研究的是由人们的行动结果所造就而成的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固然有如一般客观事实那样外在的第一级表层结构，但它还有其内在的属人的第二级意义结构；它毕竟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而是社会的物，即由观念构成的实在。职是之故，社会学自十九世纪上半期创立迄今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不仅在经验观察、量化研究上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且在标志人类理智成长的社会理论领域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形成群星璀璨相映生辉的繁荣景象。
由这些大家阐发的不同启示性原则之间也有歧见，因为每一种原则都是基于自身原理对外物的一维解释，只要坚持首尾一贯性并做到逻辑自洽，就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但都不能自诩是对外物穷尽无遗的把握。这些启示性原则并不具有像自然科学中那种在时间中流动呈线性累积的进步特征，而是一种抽象的、一般性的约定。故科学研究越是抽象化、一般化，其具有的累积性特征就越少。这些启示性原则与其说是关于外在世界的真理性标准，毋宁说只是提供了关于这一标准的最低程度的共识、一个共同的参照点。它仰赖于一个特殊的文化共同体相对一致的利益、旨趣和偏好的支撑，表现了个人从审美上、哲学上、诠释上、观察等方面上对作为现代性之生命的体验、理解和领悟的表意能力。归根到底，作为这些启示性原则之结晶的经典，类似一种顿悟式的人类理智能力的偶然性（个体性）贡献。它或由于对人类精神状态和主观倾向的睿智洞察如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之穿透力，或由于对经验世界的复杂性、敏锐性重构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商品及其规律的揭示，或由于对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的评判如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诠释，而成为经典并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中心，进而构成社会理论中具有范式般指导意义的三大传统，为人类理智在社会领域继续向上攀登奠定了基础。
社会学发展的瓶颈
中国社会学恢复后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利用有限资源和现有条件对我国基本国情、社会结构、紧迫社会问题做出了经验调查和初步研究，对制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规划做出了应有贡献；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社会学专门人才，加之，应用研究的广泛开展以及调查统计分析技术和能力的提升，无疑将会对构建和谐社会和重组社会生活秩序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学知识在社会各方面得到了深入的宣传和普及，分支学科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致使这门学科自身所蕴涵的教化和调适社群关系的潜在功能将会持久地发挥影响。显然，今日中国的社会学规模、成就及效用远非五十年前可比拟，它已成为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每个时代都有其各不相同的任务要解决，不可同日而语。
全面地看，社会学在取得可喜成就的背后确乎也隐藏着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理论研究薄弱已成为这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具体表现在这门学科由于先天学养之不足而缺乏一种对社会现象应有的想象力和穿透力，理论研究仅局限于论证既有事实而亦步亦趋地甘当应用研究的尾巴和附庸，失却了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以来到帕森斯、福柯、卢曼等一代代大师们在认识社会和解释社会现象所表现出的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人们通常直白地把这种能力称为“社会学的学科意识”，意即由经典大家们累积起来的学术素养和传承，包括他们强烈的社会关怀的情愫，这些是社会学的“根”或“灵魂”。社会学如果丧失了自己的学科意识，也就是失掉了自己的灵魂，无异于取消了自己存在的理据。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