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关于《写文化》
作者：高丙中 王建民等
翁乃群：我现在更多地在想，我们自己的田野志(ethnography)有多少？我们的田野志的发展过程积累了多少东西？实际上我们的积累跟国外的情况相比确实差距还很大很大。所有学科都是要建立在一个有强大资源的前提下，而这个资源我们现在积累得还很有限。确实有很多不一样，比如说，马库斯昨天说到，他们做田野也是跟马林诺斯基一样，搭个棚子在当地。但是我们这边的学者跟他们就不一样了，我们是住到人家家里。这是对传统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你要研究现代社会，研究城市社会的时候，你能住到人家家里吗？非欧美学者去研究欧美社会的时候，都抱怨很难进入。
我想这些东西，他们的反思，他们的田野，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研究对象发生变化时，他们的研究也就随之改变，实际上他们也是在逃避原来带有殖民标签或殖民主义意涵的方式。我们现在试图到国外去研究，也有一种意涵，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地位，有这个权力。我不知道今后的进展会怎么样。如果是从国际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来看，我们到西方国家做田野是一个反抗，但是如果是到柬埔寨，或者到非洲去做研究，人家可能也会说这是权力不平衡关系。
王建民：《写文化》里的讨论，是从知识生产过程和文本来反思民族志写作和叙事结构的这种人为性。克利福德特别强调民族志表述的不完整性。从田野工作来说，权力关系就造成我们信息资源上的不完整。我们现在不再是马林诺斯基时代的百科全书式调查，那我们本身就已经把研究放在一个不完整的方向上。你的访谈，你的调查只能接触到一部分，你的关键报道人只是那几个。然后这些人在他们那个社区里面，他本身的知识也不是涵盖所有的所谓文化的内容，所以他们自己感受的文化就是不完整的。另外，我们还有撰写过程中的不完整性。你有那个理念，但你也不可能把它写完整，因为必须要有问题的聚集。做田野的人都知道，民族志只是你做田野得到的许多材料中的一部分，你要取舍。然后再加上研究者能力的限制，比如语言的能力。还有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限制，有国家的、机构的甚至学者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当地的学术伦理方面的限制，我想这些方面值得我们思考。
刘北成：我在一九八○年代接触人类学。我觉得当时的心理大概和十九世纪欧洲人是一样的，其实是一个猎奇的心理。开始时我觉得这人类学就好像十八、十九世纪的生物学分类一样，发现一种一种的鸟，无非是要给它们分分类而已。后来我看沃勒斯坦讲西方的学科知识体系的时候，我觉得人类学在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中是最谦虚的一门学科，像福柯所说的对自身知识体系的彻底反思，只有人类学才彻底做到了这点。我觉得人类学在这些知识学科里面，是摆脱了现代性那套支配话语，至少是这些年来它要摆脱中心支配边缘的那套话语。它来反思那种完全以单向的物质进步为衡量指标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它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打开了另一种可能性，开辟了另外一个思路，另外一种想象。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徐鲁亚：《写文化》的副标题的“诗学”是指民族志具有的文学色彩。其中的几个概念给我印象比较深。第一个是Cultural invention，正常应该译作“文化的发明”，要是译作“文化的创作”当然也不是不可以。第二个概念是Fiction。这个词没有一个特别恰当的中文对应，只能是译成“虚构”。但是在《写文化》中已经对Fiction这个词的原意进行了修正，进行了延伸。它说最好的民族志就是true fiction，真实的虚构。它是一种矛盾修辞法。第三个是Partial Truth,“部分的真理”或“部分真实”。也就是刚才王老师所讲的，whole truth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去调查，所接触的信息本身就是partial的。第四个叫Subjective Truth,就是“主观真实”。人类学家所写的不是客观的真实。第五个就是Creation of Meaning，意义的创造。Meaning本身是被创造出来的。所有这一切都与马林诺斯基最早的科学主义理念截然不同。
吕微：反思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的传统。这个传统比较明显的应该从康德开始，康德最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的区分。纯粹理性就是我们说的科学，实践理性讲的是信仰、宗教、伦理。区分的结果是，纯粹理性的东西不能僭越自己的疆界，到意义世界去，到信仰世界去。美国人类学在八十年代做的这个反思是一个非常迟到的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是对马林诺斯基的经验实证研究的批评。而胡塞尔、索绪尔等人的哲学反思在马林诺斯基于一九二○年前后的学术关键期之前都已经发表出来了。马林诺斯基算是比他们稍晚的同代人。等到美国人类学家通过《写文化》提出反思人类学，已经晚了六十年。
（康敏、章邵增等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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