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女学者与城市型住宅
作者：曾昭奋
清华建筑系的三位女教授——张守仪、李德耀和吕俊华，也都由她们原先相当逼仄的住处迁来，在这里安度晚年。
十二年前，出于对她们在城市住宅方面的学术建树的景仰和对这门学问的学习和探求，我曾不止一次拜访了这三位老同事，并动手写一篇论述她们在中国城市住宅方面的造诣和贡献的文稿。
但是，三位学者及其家庭的坎坷和不幸却重新浮现出来，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暴和枪林弹雨，形成了无法躲开的巨大冲击和干扰，学术性的文稿终于没有写成，脑海中反而浮现出另外一些女性的身影。
一九四七年，我正读高小，从家中阁楼上的旧箱子里翻出来一本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橘红色的封面，作者亲自题写的书名。书中三个剧本，写了三个古代女英雄的故事。那时正读初中的哥哥，第一次从乡下去了汕头，带回来鲁迅、茅盾、巴金的好几本著作。鲁迅的文章没有看懂，却把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糊里糊涂看完了。按巴金自己的说法，是写了“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什么叫小资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那是解放以后才慢慢地听到宣传和解说。
三个叛逆的女性，是一种传说。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是一种虚构。如今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三位女学者。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主流话语，她们和她们的亲人，虽然出身各异，经历不同，但都曾被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有着更可怕的含义的什么“分子”的行列，遭遇过相似的困惑和苦难。如何来描述这三位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她们三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命运，十余年来，一直拿不定主意。
最近，读了吕俊华先生、张守仪先生等撰写的《中国现代城市住宅》（清华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又重读张守仪先生、李德耀先生编著的《城市型住宅》（清华大学印刷厂一九六三年版）。前后相隔四十年的两本学术著作，以及弥漫在这两本大著上下左右、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又搅起了我重新动笔的欲望。二○○六年，是清华校庆九十五周年，清华建筑系建系六十周年，那就试试看，作为写给清华校庆的第十三篇随笔。蒙编辑部不弃，前此十二年所写的十二篇校庆随笔，有九篇半曾在《读书》上刊出。
在建筑系教师之间，对年纪比自己大的，均称先生，表示尊敬，对年纪比自己小的，则直呼其姓名，反觉得亲切。
一九六○年秋季起，我与张守仪先生和吕俊华先生编在同一个教学小组里，负责建筑学专业五年级城市住宅设计教学工作。那一年，我从广州来到清华建筑系，是一个刚刚结束大学生生活的小助教。原先在南方学过的住宅设计，拿到北方来，面对着高年级学生，又从未有过授课经验，一时真的不知所措。幸亏张、吕两位先生，她们从事城市住宅研究、教学多年，学识和教学经验丰富，手把手教我，让我现炒现卖，逐步了解把握北方住宅特点和相应的教学要求。
那时候的城市住宅，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实行六个统一（统一规划，统一投资，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分配，统一管理），每年由政府有关部门颁布几种标准设计，每户建筑面积三十多到五十多平方米，供有指标有投资的单位选用，面积、用材、造价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学生的课程设计，强调结合实际，做设计方案时，每户的面积，真是一厘米一厘米地抠，每平方米的用材和造价，真是一分钱一分钱地省，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给学生出设计题目，哪怕每户增加一平方米面积，就会给他们的设计方案带来更多的灵活性和可能性。张、吕两先生在指导学生做这种课程设计时，总是显得那样胸有成竹。一种每户五十多平方米的方案，采用何种平面形式，每种形式有多少可能性，平面安排和技术问题会出现什么绕不过去的沟沟坎坎，学生们在学习设计过程中会出现什么疑难或束手无策，她们都心里有数。无论学生想出多少形式、多少花样，提出多少问题、多少难点，都跳不出这两位“如来佛”的掌心。许多建筑师、建筑教师，都认定住宅设计没有多少学问，没有什么艺术，没有什么奔头，都不愿意与这个品种沾边。面对这么严格、这么死板的学问和功课，张、吕两先生都是全身心投入，凭着她们渊博的学识、自身的生活体验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把枯燥的学问和条条框框，变作科学的道理和规律，传授给一班班尚没有完整的家庭生活体验、没有工程实践经验和经济头脑的学生们。
张守仪先生生于一九二二年，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一九四九年在美国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张先生的丈夫孟庆彭教授同时从美国回到北京，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北大建筑系并入清华，张先生来到清华建筑系，并在“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设委员会”中分担教职工住宅的设计工作。除了设计建造了一批简易平房住宅外，当时还设计建造了一种一梯二户三层高的单元楼，每户五十多平方米。住户都不设厨房，而是在两幢单元楼间安排一个小食堂。也不知她和她的同事们当时哪来这么先进的社会理想——这差不多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我们下放农村为人民公社社员设计无厨房的住宅外加公共食堂的模式。这只能说明当时的张先生和她的同事们在专业上勇于探索，没有任何框框。按照设计方案，清华和燕京（一九五二年归于北大）各建了两幢楼房和一间食堂，后来经过改造，添加了厨房。它们是新中国最早建成的一种城市型新住宅，当时尚不多见。一九六○年我第一次拜访张先生时，她家就住在其中一幢单元楼上。
与张先生一起教学，只见她对教学工作是那样专心致志，似乎再没有别的事物能引起她的关心和兴趣。除了教学工作外，没听见她言及其他。四五年间，记得她只对我说过一两次题外话。有一次她对我说：“看你这样整天乐呵呵的，哪一天得想办法把你整哭了！”听系里的老先生说，张先生本是一个很积极很活跃的人物，也颇获信任，当上了教研组主任，又是建筑系工会副主席，还被安排当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让她主持鸣放会，帮助党整风。后来，鸣放会被认定是向党进攻的事件，她作为鸣放会的主持人，责无旁贷，被打成右派，原来的教研组主任、工会副主席和人民代表也都统统被打飞了。一个原本又积极又活跃的人物，经过一次政治山崩的打压，终于完全沉浸进单一的教学工作中。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重提往事时，她回忆道：“真想不到，想不通，为什么会让我一个工会副主席去主持鸣放会，而不是让系里的党政干部去主持……”似乎意在指出那正是当年“阳谋”的一个构成部分。
张先生的哥哥张守廉是美国普度大学终身教授，大妹妹两岁，目前仍居美国。张守廉先生一九四二年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与同班同学黄昆、杨振宁一起被称为“三大才子”。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已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半导体专家，而我国的半导体科学技术才刚刚起步。当年中美交恶，两国人员无法沟通。一九五八年，适逢张守廉先生到日内瓦开会，我国政府事先获知这一消息，遂安排张先生的老爸从北京专程赶到日内瓦，动员儿子回国服务。张守廉教授对远道而来的老爸说了实话：“我怎么敢回去，回去一定跟妹妹一样会成为右派。”随后，清华有人评论道，要是张守仪先生一九五七年未被打成右派，张守廉先生欣然回国服务，当年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起步和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局面。当我跟张先生提及这段往事时，张先生补充说：“我的嫂子是台湾人。当时两岸关系那么紧张，他们也不敢回来。”张先生说：“一九四九年我回国时，也有人劝阻我。我说，我是中国人，干吗不回中国。”一九五九年，张先生是第一批脱帽者之一，成为一个“脱帽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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