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返乡的历程
作者：简义明
“乡土”，好熟悉的名词不是吗？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涵呢？我曾经不只一次让我班上的学生去试着写出他们对“乡土”这个概念的想象，得出的答案几乎都是把“乡土”化约为下面的图像：乡村、落后、老年人、悠闲、贫穷、稻田，与都市相对的存在。然后，我会进一步追问，“你认为自己有没有乡土？”这时，我得到的回应也是延续着上面的基调，乡村与都市成长的小孩就会壁垒分明地回答有和没有。我们不能责备年轻的一代认识有偏差，因为，大多数的我们也都是这么想的。换句话说，这样的思考逻辑会导致一个残酷的事实：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逻辑中（冠以现在流行的术语即是“全球化”），“乡土”被定格成过去，一个不会重返的时代，因此，多数的文学评论者也认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种传统写实风格的“乡土文学”只能被历史凭吊，无法承载现今社会的特质与复杂了。
然而，真的如此吗？“乡土”作为一种确立生活与生命主体的意义，究竟是已无话可说，无路可走？还是当前的人们太轻易绕过这关口了呢？
首先，我不认为“乡土”这概念已失去它的可再诠释性，这是因为“乡土”应该是个可以与时俱进的动态观念，那是一种人与土地非常微妙的依存关系，一个人的出生地或国族认同并不会先验地影响到他对“乡土”的认识权利与深浅意义，也就是说，作家也许自纽约、南京、香港、台北、宜兰出生，日后又因种种原因在其他城镇落脚，在这离开、迁徙的过程中，产生或执恋不同的民族与国家认同，这些那些排列组合而成的作家与乡土认同的种种可能与关系，在台湾这个经历过短时间内多次统治者进出的地方来说，有着最具张力的淋漓尽致的展现，这本来应该是我们这个岛屿的资产，但没想到如今却成为认同冲突之所在。
我的关怀在于，不管一个作家的创作文本中，他的生活视域锁定在哪里（比如林耀德的台北，或夏曼·蓝波安的海洋），或者另一种类型是经常的怀疑与漫游（如朱天心），今天所有的作家之文学高度与局限，都可以拿同一个标准去检测，那就是，他真的深刻地、细致地、反思地去梳理了他与生存世界的问题了吗？都市、小镇和乡村都可以是、可能是一个作家的乡土，纽约、香港、上海、台北、东港也都可以是、可能是一个作家的乡土，甚至于一个作家会有两个以上的乡土，这都是合情合理的生命样态。“认同”有其社会建构的因素作祟，但我们必须尊重其主体选择，如果我们认为怎样的“认同”才是可大可久的指向，那我们就不能马虎与粗暴地用“排除”的思维去解决争议，而是必须用一个细致的、漫长的、动人的说服过程去消融冲突。
但我们高举各种旗帜的作家——都市的作家，看到都市中复杂的不同生命脸孔的存在了吗？试图追捕旧时光的作家，是否看到了农村面临的危机，又是否做出了不同样式的行动者（agency）的回应呢？是固守“国族认同”重要？还是作家去体会、捕捉、展示“认同”背后复杂的、冲突的各种可能的社会、历史建构情境重要？
我认为，当前台湾文学的危机根本性症结就是我们多数的作家没有去认真处理现实社会的异质性、没有去正视本土的多样性，所以将台北观点放大为全岛观点，将酒吧（pub）经验等同于都市生活。反之，另一种极端的强硬姿态也是问题——过分否定都市，或洁癖式的不去面对已然成形的政治与经济运作机制，或只认为维系单一语言、单一文化即功德圆满等思考方式，同样会使得台湾文化原本丰富的多义性被压缩掉。
于是，从作家到读者、从政治人物到市井小民，在一些庸俗的二元对立的思考中，“乡土”的意义被窄化了，生活的可能性被单一化了，文学关注的层面则是极具策略性地被锁定在一些“热点”上。否则，像我们这样一个充满着冲突与对峙、离开与返回、追寻与迷失的社会，怎么会没有深刻的人与土地的故事可说呢？
还好我们有“交工”，展示了其中一些可能。
为了让“交工”的作品能在一个更宽广的脉络下被启动意义，以及去认识“乡土”这话语在战后台湾地区文学发展中起落的历程，我打算用些许篇幅描绘一些背景知识。
台湾文学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发展，是与“二战”前强烈的现实主义传统切分开来的。“二战”前的传统至少有二：一是大陆“五四”以来至三十年代的左翼传统；二是岛内在日据时期发展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左翼传统。这两个传承在五十年代中期受到全面的压制，先是“反共文学”，在六十年代之后，则是个人主义的，重形式而不重内容，只描写个人内心葛藤，而不涉及人、生活、社会和劳动的现代主义时期。
但到了七十年代之后，台湾受到数次重大政治冲击，包括“保钓运动”、中美建交等事件，这些冲击刺激人们提高了反省的层次，也使得知识界的文化精英掀起了壮大的觉醒运动。环绕这些政治与国际情势的变化而生的两种回应方式，分别是金耀基等人的“现代化”论述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所谓“现代化”论述，主要是透过新一代的“海归”学人，特别是留美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及行为科学学者来生产、倡导的，一些主要的发言平台有早期的《大学杂志》以及《中国论坛》等，这一套“现代化”论述主要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而架构在经济开发的主题之上。就国民党当局而言，在“外交”、政治上节节挫败的当头，这一套论述的引入对统治者而言是有利的，它可以将一股愤怒的民气导向对未来的憧憬与建设上（“十大建设”的兴建就是在这一波论述下推出的），让人们不会将矛头瞄准其实应该负最大责任的统治阶层。
另一个回应方式则是由“保钓运动”所激起的民族主义论述。原本是出于爱国而发声的这一波论述，却因后来有着明显的左翼倾向，在一九七三与一九七四年，受到当局的打压而发生了“民族主义事件”与“台大哲学系事件”。一股原本可造成整个社会文化本质改造的运动就这样被压抑下来，一直要到一九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才又重新引爆战火。“乡土文学论战”可以说是一场包装着“文学”的外衣而实质是对岛内的政治、经济、社会进行多面向的思索的论战，因为选择的战场是在文艺界，而且是被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场域中，所以也未能形成一场对社会全盘翻搅的运动。再加上一九七八年之后这股风潮再度被压抑下来，所以很可惜的，台湾地区并未在那个时候走出异于美、日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不过，这波思潮在文化界内部所激起的效应却颇可观，由文学界的两次大论战，即“现代诗论战”与“乡土文学论战”所引领出来的，往现实的方向走、往乡土的根去求索的一波波文化运动，替后来的台湾文化累积了可观的成绩，一扫之前的苍白与荒芜。其中包括民歌运动、台湾新电影的兴起、美术界乡土美术图腾的出现等。就文学方面来看，两次论战其实并未带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乡土阵营回归现实的宣言，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便由许多杰出的乡土小说家在作品中先行实践了，黄春明与王祯和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皆是在乡土文学论战之前便已出版，受到普遍的欢迎。就作品数量与阅读人数而言，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向在七十年代的台湾其实是蔚为主流的，只不过真正掌控文艺政策与领导位置的上层建筑，还在做紧握权势的最后努力。至于论战之后并没催发文学作品本身更量多质精这一情形，则与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的爆发，使得当时的左、右翼文学行动主义受到镇压有绝对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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