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命与历史
作者：王铭铭
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1990）即预测了一个走势，说人类从命运社会走向一个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在此过程中，那种融聚一团的“命”观念衰落了。我们可以延伸这本书的看法来考察历史这种东西，并据此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社会已如此变化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这种叙事也发生了从“命史”到“专家史”的变化呢？
社会学家的历史研究，大都是线性的，都在说传统到现代的变化。这个变化观自身有一些问题，这后面再谈。这里，我们不妨先看看“命史”的意义。
为了解惑，我不得不在历史上来寻找有启发的观念，特别是古代中国人的“史”概念。
说到“史”字，大家必定想到司马迁。据说，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史”，尽管在他前面还有《左传》等书，但他承前启后，承继上古史官文化，并对之有大的创树。司马迁不是人类学家，不过，他在当时可以绕的地方绕了一圈，从东部走，到蜀国去，再往回走，成为一个伟大的旅行家。他想以第一手资料来印证他的文献，如同今日的一些历史人类学家。而他写的《史记》，不仅是历史，也记述了不少异族及其文化。
提到司马迁，目的是要说，他对于我们理解命与历史的相互辉映关系有莫大助益。
今天在西方，“历史”不一定是一个好名词，有时被认定包含有污点。如今历史与故事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历史和男人的密切关系也被揭示了。“历史”怎么分解法？请容我戏谈之。
第一个分解法就是hi-story，hi是一个“高”的简写，就是说历史是一种“高调故事”，一种声音大、内容虚的故事。第二个分解法就是his-story，就是“他的故事”、“男人的故事”，女权主义对这个揭示得很多。关于后面这层性别的意思，我看不一定很全面。中国被认为是个夫权主义社会，可我们的历史里有吕后、武则天，而且记述得很详细，不同于欧洲的王公贵族，他们对后宫的事一般不揭示。在我看，hi-story这一层意思更重要。的确，历史跟叙述不能简单区分，历史也是在“说事儿”，在说故事。性别的层次只有在与这个情况结合时才值得考虑，它无非表明，所有历史都包含着一种支配，而性别的支配是最基本的。
可见，无论怎么分说，历史都是带有偏见和力量的叙述。
对于历史的这一所谓“主观性”，当下史学家要承认时都还特别羞涩，而古代中国则不同，古代中国的“史”，有本事和勇气视其创造为主观之物。《说文》里面说，“史”字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就是说，“史”是记事的人这个职业的称号。接着又说，“从右持中。中，正也”。中间是正。什么意思？后世的聪明人开始阐述，多数认为这个“中”，可解释为“历史的文本”，就是装着历史文件的包或者盒子，在人的掌握之中。许慎自己对“史”的解释中，“正”字特别重要。怎么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就是这个“史”字，指记事的人，另一方面，又对记事者的职业态度给予一种形象上的要求——史家必须用中立态度来记事。
“史”这样一种职业，在甲骨文时代，指的是管理记事和军事的那些人。这些人是最早的历史学家，但他们兼占卜，是一批应对国家所有大事的知识分子。当时，国之大事，全部由“史”来管，所以就叫“史官”。“史官”一说，很有意味，表明在古人眼里，进行中立——而非“客观”——叙事的人，也掌握了“正”，成为为国家管理祭祀、军事、占卜等事情的人。周代“史官”文化得到了系统化界定，其社会地位更加明确起来，职能就是：一、占卜的“卜”；二、占梦的“占”；三、记事；四、判断祥异；五、进行天文星历方面的研究（包括星占学）。周代对于“史”的定义，使我更为确信，历史与命，的确息息相关。史要占卜，要占梦，要记事，要判断灾异，要进行天文历法研究，其功业后来成了算命先生们的知识体系。
到了战国秦汉时期，中国的“史”观念产生了一些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历史学家研究得不少，作为外行，我所能做的可能仅是从中觉察到一些不一定恰当的认识。在这些复杂的变化中，我认为重要的是从天命观念转向天道观念。“史”的最早形态与“算命人”不能区分，他们承载的是天命；老天有命，看谁该当皇上，当了皇上该怎么办，每天的起居怎么安排，都由“史”来管着。承受着天命的“史”，可以监视政权把持者的活动，其职权具体而全面。当天命变成天道之后，“史”的角色产生了重要变化。天道与天命的不同是，它是人为的，是主动、积极的，人的活动有没有符合天的运行规律，除了受天的决定，还出现了主动迎合的趋向。特别是到了汉代，万物的生长规律，星辰的分布，山川的分布，成了皇帝通天的渠道，礼仪秩序成为表达其通天本事的象征。历史从上古的巫术、军事一类的东西，转入了另一个趋向——通过阐述过去来约制政权的行为。
《天官书》说：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这一“三五往复”的时间观，承继了上古天命说，与天道观念结合，对于古代循环史观产生深远影响。
从天命到天道这个变化，早已发生于春秋战国期间，到汉代得以体系化论述。这个变化很重要，但没有取消“命”这一说在古代中国历史叙事中的作用。理解司马迁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史”之重要，恰是因为他既承载了天命意义上的“史”，又参与开创了天道意义上的“史”。这一点，史学理论界还未给予充分的关注。而我从中意识到一点：上古时期，中国人对“史”的认识，隐含着对历史的“命”这一半的承认，古人认为，“史”应该承担一种有高度宗教和政治意义的使命。
回到与黑格尔相关的论题，我以为，古代中国的“史”观念，兼有了“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三种，没有对历史加以区分，而是认定其内涵混融一体，过去、现在、未来如一棵不能折断的大树。
再回到社会学对于传统与现代、命运与风险的论述，古代这种“史”观念，是否因历史变了，就不能解释今日之“史学实践”？
今天所谓“科学的历史学”，以割断历史为己任，将自身疏离于算命术之外，成为一种接近于专家体系的东西，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难道今日之“科学的历史学”就完全丧失了“知命”的成分了吗？并非如此。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高度体现了近代史学的特征的话，那么这种史学的特征恰在于都企图对民族精神做出定义，对民族未来做出“占卜”。可以说，今日史学为的是替社会摆脱可能的风险提供历史的“客观参照”，起“资治通鉴”的作用。因而，风险之观念并没有完全失去命运观念的因素，而无非是将之“集体化”，使之脱离“个体主义巫术”的身份，成为国家叙事。
要更好地理解古代观念对于解析现代意识形态的意义，还是要回到古代观念本身。于是，我们又有了一个新问题：在古代观念中，“史”的书写，在时间结构上是如何把握“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