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唐诗的传承
作者：张 晖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在孩童的时候，在我们还不知道谁是李、杜，何为唐诗的时候，唐诗就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命，并伴随我们老去。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是每个牙牙学语的中国孩子的启蒙读物；“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的诗句又曾激荡起多少代少年人的豪情；待到年齿渐增，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中国人都会明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九日登高》）式的感喟。
唐诗名篇的脍炙人口，使得唐诗长久以来就是传统文化的象征。不仅如此，那些创作唐诗和学习唐诗的故事，比如杜甫的“读书破万卷”、李贺的小奚奴、贾岛的“僧敲月下门”，也已经和唐诗的华丽篇章一起，共同沉淀为民族的审美心理。
然而，中国是诗的国度，历代都有伟大的诗篇产生，为什么只有唐诗能够独领风骚，至今流播于人口？它经历着怎样的“文本旅行”，才能穿越宋、元、明、清的漫长时空，来到我们面前？这些既关乎错综复杂的文学史实，又牵涉精妙深邃的理论思考的话题，早已引起一位学者的长久思索。他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陈国球教授。在一九九○年，他出版了《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台湾学生书局），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刻的思考。作为明代唐诗学研究领域中最早的系统著作，本书开发及讨论了明代唐诗学中的一些重要话题，深远地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二○○七年一月，经过仔细的增删修订，陈国球教授将《唐诗的传承》一书易名为《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在北京出版。
众所周知，明代是一个对唐诗推崇备至的时代，其重视程度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时重要的文人如李梦阳、何景明、杨慎、王世贞、许学夷等，均属于复古派：即所谓“诗必盛唐”的拥趸。然而，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读唐诗呢？本书第一章《明代复古派反宋诗的原因——“宋人主理不主调”》探讨了这一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这也是研究明代唐诗学的基本前提。但文学史上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如从正面着手回答，非但繁复无比，恐怕也极难搔到痒处（如回答唐诗为何兴起、宋词为何繁荣等，答案不外乎社会背景、政治原因、经济因素、文学兴趣等，将之归纳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几类，亦无所谓正确与否）。本书为解决明人学唐的根本原因，从唐宋诗之争说起，转而讨论明人为何不学宋，由此反证明人学唐的原因。文章选择从李梦阳《缶音序》这一重要文本入手，施展缜密精致的细读功夫，抽丝剥茧般地将《缶音序》涉及的深层历史、文学信息呈现出来，遂发现明人不喜“宋人主理”，与他们崇信“比兴错杂”有关，他们将欧阳修拒斥“风云月露”，黄庭坚、陈师道不避拗涩，邵雍以诗谈理等，都视为“宋人主理”的表现。而明人推崇以盛唐诗为主的唐诗，不但与他们的诗歌趣味有关，更与他们有意廓清明代诗坛上一度流行的以陈献章、王慎中、唐顺之等人为代表的性理诗风有关。
讨论完明人为什么要读唐诗之后，随即的问题就是明人怎么读唐诗。我们看到，明人读唐诗是为了有益于他们自己的诗歌创作，与我们今日纯粹为了审美而读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明人特别注重具体诗体的阅读和学习，如五言绝句/律诗、七言绝句/律诗、五言/七言古诗之类。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讨论了明代复古诗论如何看待唐人七言律诗和五言古诗的问题。
七言律诗虽然是一种成熟较晚的诗体，但宋元以来的文人多半要写作七律来交际应酬，所以七律是古人十分重视的诗体之一。明代更是对七律的源流、杜甫及中晚唐名诗人的七律直至整个唐代七律的发展史都酝酿出了一套系统的认识。书中最为精彩的莫过于处理李颀及“七律第一”的问题，这其实就是一个唐诗好在哪里的老问题。传统提到盛唐名家，往往是“王、孟、高、岑”（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并举，但提到七律，明人就特别标举出李颀来代替孟浩然，这是因为以往的七律注重高华典丽的美学，而李颀的七律流畅合律，开拓了七律的境界。比如李颀最著名的作品《送魏万之京》：
朝闻游子唱骊歌，昨夜微霜初度河。
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
关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
莫道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
此诗极受明人青睐。但后来明人以“最严格的标准去阅读李颀诗时”，就发现，其实这首诗也有瑕疵，不然，为什么同一首诗中会反复出现“朝”/“曙”、“夜”/“晚”等意思重叠的字呢？（99—100页）那到底什么是最好的七律呢？有没有最好的七律呢？这便使得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崔颢《黄鹤楼》为唐人七律第一的话题重新得到明人的重视。然而明人对哪一首七律才是唐人第一，始终意见不能一致。如何景明认为是沈期《独不见》、胡应麟则认为是杜甫《登高》，至于王世贞则一下子列举了杜甫的四首作品。这其中的缘由，“正是希望在唐代七律之中找到一篇真真正正的完美诗篇，这诗篇他们可以悬为典范，据此可以达至一个大家都不会怀疑的绝对基准”（104页）。
书中随后讨论了五言古诗的问题，这也是书中极为精彩的一部分。李攀龙曾提出“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这个类似于悖论（paradox）的言说，从李攀龙之后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批评他的人说他“谬种流传，俗学沉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赞赏他的人则说“此定论也”（王士祯:《诗问》）。但这句话究竟有何指？在复古诗论中是否有其理路？都值得参详。所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简而言之，是指五言古诗有一个传统，但唐代五言古诗有了自己的面目，就不在这一传统之列。著者指出，复古诗论从李梦阳、何景明就开始提出宗主汉魏，但李梦阳彼时只强调唐代的近体诗和李杜歌行，对于唐代五古则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随着辨体意识的加强，区分“正宗古诗”和“唐古”就成了明人思索的一个方向，由此引导人们对唐代五言古诗的认识逐渐加深，并勾勒出唐代五言古诗的发展史。此章讨论五古问题，非但解决李攀龙的“悖论”，更具方法论意义。因为关于五古诗的讨论不独在明人那里常见，王夫之而下的清代诗学中也所在多有。我们大可据此章的判断，追寻后世诸家对五古的言说。
书中接下来重点研究明代的诗歌选本问题。这些古代的唐诗选本看似与我们今日最无关系，实际我们今日阅读、接触的唐诗名篇就是经过这些选本反复筛选下来的。所以研究这些唐诗选本，不但可以看到古人喜欢哪些唐诗，更可以观察到唐诗名篇在历史岁月里“文本旅行”的轨迹。书中第四章重点涉及杨士弘《唐音》、高《唐诗品汇》与《唐诗正声》、李攀龙《唐诗选》等重要选本。著者留心的，不在于具体选本的高低评判，而是明人究竟怎样通过具体的唐诗选本来落实他们自己的复古诗论。最后，书中得出如下结论：“其中《唐诗正声》和《古今诗删》的选拔精纯之作意味唐诗的表征的做法，配合了复古派诗论追求正宗、正统的理想；《唐诗品汇》则大力推动了复古诗论家的文学史意识；而《唐音》则于两个方面又有启迪之功。”（231页）接着在第五章（此章为台湾学生书局版所无）中则讨论作为竟陵诗学代表的钟惺、谭元春如何在复古诗论的牵制下，借助《唐诗归》这一选本来发展自己的理论，并与复古诗论抗衡。《唐诗归》中涉及的应制诗、五言古诗、情艳诗等重要诗学议题，使得钟惺、谭元春“以孤行独向的形象、立异求新的角度，与复古思潮竞争”（272—273页）。明代唐诗选本的研究，这些年来极为学界关注，成果也相当丰富，只是大量的研究成果更集中地表现在对文献的谙熟与梳理上，在问题意识的显现和义理阐发上，和本书比较起来，仍有不少逊色。这里就涉及当下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窠臼：过于强调文献与考据。实际上，若不能回答这些选本的意义究竟何在、选编者心目中的唐诗美典究竟何在等问题，把唐诗选本的版本、刊印情况弄得再清楚，那也只是文献学上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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