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后羿：重述神话的价值追求与语言搏击
作者：文贵良
重述神话的创作设想，会勾起当代读者强烈的崇高愿望。因为神话题材的远古庄重，区别于当下的私人写作、历史戏说、经典篡改和网络恶搞。文学表达不排除娱乐的消费功能，但是一个时代不能唯娱乐是尊。一个时代应能产生激动时代的作品。
重述神话提供了这种契机和满足崇高愿望的可能。尤其是重述后羿射日与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这种崇高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因为这种愿望还与中国汉民族缺乏民族史诗的心理隐痛紧密相连。有学者经过多年研究，通过中外“英雄与太阳”叙述的比较，复原出可能存在而又消失了的汉民族的史诗：羿作为汉民族太阳英雄的民族史诗（见《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叶舒宪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这种苦心经营的学术复原，修改了后羿射日神话中后羿与太阳的对立，体现出中国学者重建汉民族史诗的内在冲动。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也有人曾经从神话取得材料进行新的表达，像鲁迅的《补天》和《奔月》就是这个方面的尝试。
《后羿》的故事好读，如果回到重述神话的设想，《后羿》保持了所述神话故事的完整性与原初性，名副其实地切合“重述神话”的创作动机。小说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后羿射日的壮观情景，以及嫦娥奔月的最终选择。这点相对于当下的历史戏说与经典删改，显示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当下需要的不是对中国传统和经典的“恶搞”与颠覆，而是应当从世界性的视野下创造性地解读中国的经典，而这种创造性建构的基础应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严肃态度。《后羿》尊重了中国的古代神话，但是重述不是照搬，而是富有想象性地叙写了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故事。最明显的要算改变了自古以来嫦娥“窃”药的情节，这个情节直到鲁迅的《奔月》仍然保持完整。在神话叙事中，嫦娥窃药是为了长生不死，在鲁迅的《奔月》中，是为了追求比大地上美好的生活。不管怎样，嫦娥独吞灵药的自私非常突出，而《后羿》的结尾却是嫦娥在后羿“根本不在乎她”的绝情背叛之下，无奈痛苦地吞下灵药，离开了后羿，离开了大地与人世，独自去苍茫冰冷的世界承担孤独与寂寞。嫦娥主动快乐的奔月成了被动悲情的奔月，就叙事的逻辑来看，这样的结尾毫无僵硬之感。
《后羿》设置了后羿与嫦娥从名义上的母子向真实的夫妻的转化，以嫦娥的受难带出后羿的出世。作品在元初远古的人类图景上，塑造了后羿成长的一系列的奇异故事：从坚硬的葫芦里诞生，被阉后送到孩子学校疯狂生长，神射的日常化展示，与长狄三箭对决拯救了有戎国的壮举，后羿在梦中接受西王母的云雨之法，继而在与嫦娥的交媾中获得力量，完成射落九日的惊天动地神话；此后在嫦娥的运作下，后羿成为有戎国的国君，位居权力的中心。后羿征战、猎杀怪物，沉溺于酒色之中，被玄妻迷惑之后，几乎忘记了嫦娥，嫦娥在后羿的绝情之下离去，后羿最后惨死在逢蒙与玄妻的桃棒之下，就此完成了后羿从神到人以及最终作为人的悲剧和嫦娥奔月的悲剧。
然而，这样一个好读的故事，并不能从重述神话的人类学意义上让人满足。如果把后羿与日对立着看，后羿射日与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具有同等的人类学意义。后羿射日的具体过程，小说完成得相当出色，但从整部作品来看，射日只是小说的一个阶段。《后羿》附录的“关键词”中认为嫦娥被爱放逐咀嚼痛苦是故事的“支点”之一，而在后羿与嫦娥爱情背后纠缠的是后羿与三个女人之间的性。在上卷《射日》中，射日、爱情与性三重主题在后羿与嫦娥之间结合得水乳交融，然而在下卷《奔月》中，后羿与嫦娥、末嬉、玄妻三个女性之间，剩下的只有活跃的性，爱情之火已经熄灭。《后羿》虽然很想把嫦娥作为重点刻画，但是嫦娥这个形象却因而没有真正具有艺术上的感人力量。因此，我认为小说处理后羿最后在酒色之中惨死的结局尽管也是取材于史料，但多少遁入了历史的平庸化叙述。后羿似乎只是被动地成为性力量的释放机器，爱情与性的处理断裂了，后羿作为神也好，作为人也好，那种主体性的意志彻底沦没，其目的好像就仅仅是为了达到让后羿沉溺酒色之中来完成悲剧。
重述神话的难度在于塑造远古生活的图景时寄托现代人的思考。苏格拉底说：“我专心致志的不是研究神话，而是研究我自己。”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重述神话的目的在于思考当代人的处境。现代作家中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艾略特的《荒原》都运用神话故事深思现代人的困境。中国的现代文学中缺少这个方面的力作，鲁迅的《补天》和《奔月》，沈从文的《月下小景》和《龙朱》，也许因为篇幅短小，都还缺乏深度。《后羿》作为长篇的创制，却在可能的入口处停步了。比如后羿与嫦娥的故事中，嫦娥偷走灵药是重要的细节，因为这个细节凝聚着神话中对于死亡与生命的思考。阿姆斯特朗说：“神话思维和仪式支撑着人类面对死亡和虚无。这样，当它们真正来临时，人类不致因毫无准备而惊惶失措。如果抽掉了这个支柱，人们将难以逃避内心的绝望。”（《神话简史》，〔英〕凯伦·阿姆斯特朗著，胡亚豳译，重庆出版社二○○五年版）《后羿》抽掉后羿对死亡的畏惧，是在后羿由神到人的转化中完成的，作为人的后羿彻底抛弃了对于死亡的畏惧，从而也失去了切入当代人处境的入口之一。
因此，那种崇高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那种激动时代的东西没有被呈现。
语言困境
《后羿》语言上的困境在于，创作上至少面临着三重语言的遮蔽。第一重遮蔽是对后羿和嫦娥的叙述散落在大量的古代语言资料中，《天问》、《庄子》、《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有记载，而后人根据这些材料的想象虚构就更多了。这些语言资料显示，后羿的每一个生活阶段都有多种可能，有多种叙述的版本。后羿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多种选择，而小说作者必须选择其中一种并做想象与虚构。比如后羿的身份，《天问》中记载是“帝降夷羿”，那么羿就是神了，《淮南子·汜论篇》记载射杀河伯、风伯和九婴等祸害的羿是尧时的羿，不是有戎国的君主后羿。比如后羿的妻子，《天问》中提到的有雒嫔，即洛神宓妃。《淮南子》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以奔月。”因此，庞杂的语言材料显示中国古代的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故事，并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完整和有秩序。选择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弗兰茨·博厄斯说：“好像神话世界被建立起来就是为了再被打碎，以便从碎片中建立起新世界。”中国神话的散落状态与其说不需要再打碎，还不如说更加显示了语言的遮蔽。
如何选择这些语言材料，就涉及到语言的第二重遮蔽：语言与神话之间的关系。神话充满了语言的种种玄妙，语言展示了神话的多种可能。如果按照卡西尔的观点，语言和神话有同源关系，语言与神话表现出同一种理智领悟方式，与逻辑思维的形式背道而驰。语词成为一种首要的力量，所有的言语结构同时也是作为赋有神话力量的神话实体而出现。（《语言和神话》，卡西尔著，于晓译，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144页）这样就凸现出后人理解神话的方式，可能就是理解神话语言的方式。就中国语境中的后羿射日神话来说，首先就是对于“羿”这个字的理解。《天问》虽然是最早提到羿射日的故事，但是没有对羿做出解释，相反在先秦诸子的一些议论中有所涉及：《墨子》：“古者羿作弓。”《吕氏春秋》：“夷羿作弓。”“羿”就是箭的意思，命名与功能同一，这正是神话的思维，也是最初语词诞生的方式。尽管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要解决神话所特有的问题，就不能把神话当做语言来研究。神话只是人类言语的一部分（《结构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著，陆晓禾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他是从结构的角度探讨神话的，但是相对于语言来说，结构更抽象而不可捉摸。因此我宁愿从卡西尔指出的语言与神话同源的角度来看待神话。卡西尔说：“在神话思维中，甚至一个人的自我，即他的自身和人格，也是与其名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这里，名称从来就不单单是一个符号，而是名称的负载者个人属性的一部分。”（《语言和神话》，73页）与后羿和嫦娥等有关的一系列人名如：逢蒙、夔、眩妻、女丑、嫦娥（原名娥）等显示词语的意思与人物的性格和能力相关。《后羿》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但仍然不够。因此，重述神话的准备之一就需要对神话做一番语言的考察，以理解汉字的方式来进入中国神话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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