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诗人的地理学
作者：耿占春
作为一个旅居者或旅行者，对他移居别处的地方构成的首先是一种美学关系。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沈苇大学毕业从江南移居新疆——这也是他诗歌写作的真正开始——西域既是他的居住地，也是他旅行的地方。西域对初到此地的诗人来说首先呈现为一种美学现象。他首先感知到的是景观与自传经验的可分离性，正是这种可分离性产生了审美的空间、陶醉与想象力。
古道湮没，楼兰的蜃景灿烂一现，
香喷喷的妃子何时告别了喀什噶尔？
（《新柔巴依》，8）
在诗人自信的时刻，他还没有意识到自我属性将要发生的深刻改写。还没有预料到建构与这个地域的联系需要唤醒的是一个陌生的自我。在诗人重建自我与世界联系的过程中，除了对神秘符号的想象性解读，旅行成为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沈苇的《金色旅行——新柔巴依集之二》具体地展现了“世界——我苏醒的身体”之间深广与细微的对应。金色旅行是诗人辉煌的自我巡礼，并把西域的地貌风物和它们向诗人显现的多样化的时刻化入身心。
当天光暗淡，环绕准噶尔盆地，
几个地名开始闪亮：
阿勒泰、福海、富蕴、青河——
啊，散落的玑珠，远去的异族家园
我要用一根金线将它们串连（18）
这是西域对诗人所显示的一幅最初的面貌，不是字谜般的充满神秘异己含义的世界，而是一个光明的世界，在它的明朗面前，诗人不掩饰自己的某种迷醉。西域的每一事物都带来这样的迷醉：它消除所有的观念与意识，没有人的历史，没有传统，也没有它们所塑造的传记式的自我。“金色旅行”中的那些事物、地点与风光，在隐秘地化为诗人自我认知的符号。
一个短期旅行者的审美经验和他的迷醉可能会到此为止，在意气风发的迷醉或佯醉之后旅行者就会离开，主体会得到满足而不是改变。它所造成的自我距离化很快就会在现实中弥合。但对沈苇，这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在诗人的行走经验中，一些日常的叙事性因素开始出现在自我与世界的认知关系中。在叙事性的层面上，他不只是停留在观察者的主体位置，或仅仅通过目光建立自我与他人世界的关系。在沈苇的早期诗作中，一旦出现了本土人物而不只是风物，这种关系就从意气风发转为谦逊和具体。《滋泥泉子》的叙述语调是谦和的，甚至充满了莫名的内疚。
在一个叫滋泥泉子的小地方，我走在落日里
一头饮水的毛驴抬头看了看我
我与收葵花的农民交谈，抽他们的莫合烟
他们高声说着土地和老婆
这时，夕阳转过身来，
打量红辣椒、黄泥小屋和屋内全部的生活
与意气风发的观光者不同，这里的叙述显示了目光的谦逊。场景中的观看者是毛驴，是夕阳的打量，观察的主体位置是物而不是人。“一头饮水的毛驴抬头看了看我”隐约透露了诗人在这个小地方所体味的陌生感与异己感，或者是这个地方对他陌生和善意兼而有之，这样的叙述所表达的是被注视与被漠视之间的感受。诗人观察滋泥泉子的方式也犹如（夕阳）自然光线的打量。虽然诗中写到了滋泥泉子这个小地方贫苦人们的生活，他接着还注意到房屋土墙上的裂缝和贫瘠的盐碱滩，但对这种生活仍然倾向于做自然的（美学）观察而不是道德观察，正像这些景象被置于夕阳的打量之下。但接着，诗人向我们透露了心迹：
……几株小白杨
这使滋泥泉子突然生动起来
我是南方人，名叫沈苇
在滋泥泉子，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这很好，这使我想起
另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
随着小白杨使滋泥泉子突然生动，诗人也不禁要向这个地方诉说自己。这种坦白是出于明显的礼貌甚至是一种道德：不想仅仅充当局外人或一个观察者。仅仅充做一个匿名的观察者在某种意义上是非道德的，因此至少他也愿意成为别人观看与认知的对象。就像是回答毛驴的注视一样，诗人向这个叫做滋泥泉子的地方介绍自己。但他知道他的名字对滋泥泉子的人们不具有任何传记意义，他只是一个礼貌的过客。
滋泥泉子只是一个插曲，漫游的诗人还会有许多个插曲式的地方经验，而不会有故事，有细节而不是情节。这些游历之地不会变成故事的背景，而只是体现了某些“事物的秩序”。等待旅行者的是一些不同的地方，而不是旅行者和一个地方秩序之间的不同经验。旅行者的自由中当然包含了不受地方传统律法和当地生活习俗约束的特权，旅行者和他所到之地之间的关系是美学的而非伦理的，旅行者在进入一个地区时可以快乐地作为“体验的产品”暂时地“遵守”当地秩序和习俗而在离开时遗弃或者遗忘它。然而沈苇诗歌中的这些漫游经验总是比观光客的感受多出一些东西，并且在产生隐隐约约的持续疼痛。旅行者只需要遵守“事物的秩序”或地理空间的秩序，但沈苇却虔敬地说：
在滋泥泉子，我遵守法律
抱着一种隐隐约约的疼痛
礼貌地走在落日里
观光客通过把所到之地的生活看做一个传统的场景，一幕古老的戏剧场景，或者看成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或者视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生活传奇，唯独不会对他所看见的世界产生道德感受，他所支付的旅行费用也使他和当地人签署了一个契约，地方倾向于提供作为审美产品的“迷醉”经验，而不是关于一个地方的真实知识。旅行者所建立的是一种新兴的世界秩序，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审美化。旅行者不等他和地方之间产生道德问题就已经提前离开了。沈苇的诗无疑具有把所见世界美学化的特征，但在这些美学的距离中某些道德感受仍然在隐隐地刺痛隐秘而看似已经退场的道德意识。
沈苇曾经写道，在西域学习“福乐智慧”，并追寻“一个地区的灵魂”。而西域对他来说，始终意味着阅读一种“启示录式的风景”。在某种意义上，对诗人而言，地理学的因素已经超过了“遗传学的继承”。随着年深月久的生活、旅行与写作，沈苇的诗日益显现出一个人和一个地区之间认同与抗拒的复杂关系。早期诗歌中那种意气风发的声音越来越少，一种沉郁的话语从更深处呈现。观光者审美化的目光渐渐让位于居住者复杂的伦理感受。
在沈苇的诗作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矛盾，和一种痛苦的分裂。正是这分裂创造了自我的一种起源：他长期生活的地方正在改变自我的边界，改变他原先的某种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这种分裂既属于诗人的个人经验，其中也无可置疑地汇聚着某种民族性的历史经验。沈苇的诗持续地探讨了地理空间对于定义自我的作用。《克制的，不克制的》叙述了个人生活史中的这种内在变化，表达了地方对主体的建构力量。
在沉寂和安详中度过一些时日之后
在游历了沙漠并拥有一张沙漠的床榻之后——
你是一座干燥的四面漏风的葡萄晾房
而心依然挂在体外，任凭风吹日晒
像一件苦行僧的袈裟，破烂不堪
会的，会有一件新的袈裟，一颗新的心
这是你向尘世最后的乞讨
这是时光屈辱的奖赏
对诗人而言，一个新的地域携带着它全部的力量正在成为他新的自我的要素。他没有料到移居他乡会有这么深刻的后果，他似乎没有想到在新疆的长时期定居与游历会使他拥有一颗“新的心”，外部景观移往内心，并成为自我的某种日常品质。地方并不决定具体的主体经验，但它提供一种经验环境，甚至提供一种经验的地方性。诗人意识到新的自我具有西域的地方特性，但这个自我也具有最不坚固耐久的外形：“一座干燥的四面漏风的葡萄晾房”，关于自我的这种临时性、功能性建筑的隐喻使自我失去了任何本质性和永久性的含义。“而心依然挂在体外”，在这样的修辞叙述中，沈苇所显现的是一个非中心化的主体的图景。这是自我距离化的表达，也是新的自我认同过程的展现。诗人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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