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感性的暴虐
作者：刘 东
不过，两代人之间仍有基本的分歧。李泽厚老师利用“心理积淀”的说法，主要是来描绘他所谓“心理建设”的上升过程，或者说，来动态地描绘他所理解的暗合黑格尔目的论的康德心理结构的发生与发展。而我换用“心理积存”的说法，则是有意让措辞稍稍“陌生化”一些，以便能从意识中隔断那种对于历史本身的无原则崇拜。实际上，从打我写作自己的第一本著作——《西方的丑学》的时候，我就对那种“从美丽走向更美丽”独断上升过程表示了怀疑，尽管当时我还并不认识李老师，无缘把我这些不同意见当面讲给他听。
但这个话题，则要简捷地从“九一一”事件谈起。还记得，那个袭击事件甫一发生，便能听到许多人在咄咄地称奇：这镜头简直太像好莱坞的大片了……甚至，世贸双塔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倒下来，英国首相布莱尔就已经在媒体上念叨：原以为这类恐怖场面只存在于想象中，没想到它竟然现实地发生了……
“九一一”那天所发生的一切，肯定是当代人类史的一大综合转折，对其中非常具体而复杂的侧面，必须进行多种学科的交叉研究——其中甚至也包括我现在由之出发的美学。人们或许会诧异：你这么高雅的学科，本应深藏在美术馆或者音乐厅里，怎么会跟曼哈顿那片文明冲突的废墟有关呢？然而不然。
在我看来，尽管中文世界跟从了中江兆民的误译，西语原文中aesthetics一词的首要义项，仍然一直是“感性之学”。由此，正因为一开初就设定了把“感性”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虽说学院中的“美学”经常表现为干巴巴的教义，跟人类的任何实际生活包括感性生活都相隔遥远，然而aesthetics这门学科本身，就其发展的空间而言，仍有足够的潜能比任何其他学科都更加专注于人类的感性问题。正是这个感性之学的特定视角，方使我们有可能抓住不放地追问：在“九一一”事件和好莱坞大片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感性心理联系？——不然的话，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极其罕见和骇人听闻的暴力，何以会跟现代影视工场中司空见惯的流水制作这等相似？
进行此种联想的心理基础，首先在于两者间非常相似的视觉效果。虽说在“九一一”那天，几乎是全球同步地看到了那场恐怖袭击，但当时绝大多数的人毕竟不在现场，他们能够通过“现场直播”收视到的，仍然属于某种虚拟的真实。由此，大多数家庭的起居室中那个经常播放恐怖大片的电视屏幕，在“九一一”那天所演示出来的模拟图像，就很容易在心理上被混同于平时早已看惯了的恐怖电影。甚至我们也已经看到，正由于此种长期养成的收视习惯，也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读图效果——即使明知那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仍会下意识地联想到摄影棚里的幻象。
不负责任的娱乐界简直是在先下手为强地辩称：“九一一”的恐怖现场并不是碰巧才跟恐怖大片如此相似的，这种契合刚好显示出了好莱坞惊人的“超前”想象力，说明艺术的想象力可以敏感地预告未来的突发事变。然则照我看来，这种似是而非的强词夺理，把事情整个儿弄颠倒了，仿佛我们以后还非得多多益善地观看这些该死的大片似的！
事实上，尽管在正统的宣传和世俗的观念中，都迷信艺术之流是在跟从生活之源的，然而此等俗念早该经受一场“哥白尼革命”了。也就是说，我们早该旗帜鲜明地主张——生活在任何具体文明时空场域中的人们，其行为方式都必会受到具体意义结构的规范，而艺术作品恰又是生活意义的主要载体之一；缘此，只要是文明的进程已经实际地发端，那么对于任何具体文明人而言，生活都是在摹仿着艺术的。正因为如此，才会如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所指出的，作为一种特定文化表征的图像景观，其自身就是生产性乃至宰制性的。
偏巧在“九一一”这件事上，我遭遇过一个最尴尬的切身经历。那是在二○○一年八月中旬，有位美籍华人学者携家小来访，信口谈起他为了生活便利而放弃了斯坦福大学的邀请，宁可选择去纽约大学。我也许是太喜欢斯坦福那边的研究条件和辉煌校园了，一时不知哪来的胡思乱想，遂信口对他乱讲道——住到纽约去有什么好？下次只要恐怖分子能搞到一颗原子弹，挨炸的就准是曼哈顿！……可想而知，话刚说出口不到一个月，我就为这张“乌鸦嘴”而懊恼了。说来也怪，自己既不是恐怖分子，更不是恐怖分子的头子，当时哪里来的这种先知先觉呢？经过一番仔细反省思忖，才把原委回想清楚：还不是无形中受到了《独立日》和《空军一号》之类大片的影响！
琢磨起来，问题就益发严重了：既然连我一介书生，都能糊里糊涂地进行这类联想，更何况那帮成天琢磨怎么不惜手段向美国复仇的亡命之徒。他们干吗不把好莱坞的电影情节简简单单地重演一遍？！我们固无确凿的证据来咬定，那次恐怖袭击是直接受到了恐怖大片的启发，但后来的调查毕竟证实了：那些劫机者并不是什么“山顶洞人”，而是曾经长期居留在西方、非常熟悉此间规则的现代人。最起码我们也应当记住：这些人是既能看到美国的电影，又能听懂电影中的英文对白。由此就不妨稍加推想，既然电影屏幕早已替这帮亡命之徒把那座纽约城给毁灭过多次，既然在他们的视觉表象里早已充满了这类暴力，而且他们在“欣赏”这类镜头时肯定充满了报复的快意，那么，他们能够自觉地避免此种视觉文化的熏染和暗示，那倒反而显得有些奇怪了！
而且，很可能正是靠着这种暴力场景的鼓舞，那些恐怖分子的内心反而排除了恐怖，只是充溢着强烈的快感。
如果从严格的原教旨出发，那么，不断夸张和宣示物质欲望的好莱坞影视工业，当然跟这些宗教狂热分子格格不入。众所周知，那些恐怖分子之所以要采取如此极端的破坏行动，恰恰是要反击美国商业文化及其裹挟的价值观念对于自己既定生活方式的入侵和破坏。然而，大家是否都想到了：其实这些恐怖分子同样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就是说，在美国的文化产业与恨它入骨的恐怖袭击之间，居然存在着一种隐秘却真实的同构关系。比如，正像我们刚刚已经揭示的，它们居然都隶属于同一种视觉文化，都在复制和共享着同一类图像产品。进一步讲，它们也就同属于被霍布斯鲍姆所命名的《极端的年代》。我们都记得，这本书中一开头就用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语句定下了调子：“我的一生——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历经二十世纪，却不曾遭逢个人的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它却是西方历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才在书中提醒：“这个世纪教导了我们，而且还在不断教导我们懂得，就是人类可以学会在最残酷、而且在理论上最不可忍受的条件之下生存。因此，我们很难领会自己这种每况愈下的严重程度——而且更不幸的是，我们堕落的速度愈来愈快，甚至已经陷入我们十九世纪祖宗斥之为野蛮的境地。”
站在感性之学的基点上，我此刻想到的其实正是我从二十年前就坚持追问“aesthetics为什么非得是美学”的深层原因。那本小书前面那一连串的追问，意味着作者已然敏感到了，并且也从当代艺术实践中观察到了，他所从事的感性学有可能不再是“有关美的学问”。《西方的丑学》一书所给出的反向描述是：“这是一种完全笃信丑学的，用来看待世间一切事物的丑的滤色镜。有了这种满眼皆丑的目光，他们怎能不把他人看做地狱（萨特），把自我看成荒诞（卡缪），把天空看做尸布（狄兰·托马斯），把大陆看做荒原（T.S.艾略特）呢？他们怎能不把整个人生及其生存环境看得如此阴森、畸形、嘈杂、血腥、混乱、变态、肮脏、扭曲、苍白、孤独、冷寂、荒凉、空虚、怪诞和无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