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

作者：汪　晖　黄　平

　　由于《读书》杂志自觉地介入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争论，它的立场和取向也自然地成为争论的话题。本辑文选只是从十年来的大量文章中选择了一小部分，但从这些相关主题的讨论中，也可以清晰地发现《读书》从未成为单一立场和取向的传声筒，各种意见和立场时而针锋相对，时而互相呼应，时而各说各话，加之各自论述的领域、背景各不相同，思想交锋和文化批评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论述的领域，还是作者的群落，这十年来的《读书》杂志都较前更为扩大。这并不意味着《读书》杂志没有自己的取向，但这些取向与其说表现在具体观点的取舍之上，不如说集中在更为广阔的问题意识和反思性的态度之上；实际上，《读书》的取向并非某种单一明了结论或立场，而是一组相互关联并包含着内在张力的取向，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取向为更为深入的思考提供新的空间。十年来《读书》的讨论包罗万象，难以一一说明，这里不妨以本辑文丛的选题为例，略加解释，权充对各方探寻和争议的一个交代。
　　首先，《读书》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展开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突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创造的种种历史幻觉。中国现代化潮流在文化上的一个基本取向是学习西方，这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讨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九十年代初期对于全球化的热情部分地植根于对于西方的想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旅美学者借助于各种新理论对于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与解构，进而在知识界引发了初步的争论。批判与解构是新认识的开端，但它本身却没有提供对于世界的更为深入和具体的知识，甚至许多重构关于中国传统的努力也仍然限制在中国与西方的二元框架下。改革以来，中国知识领域有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讨论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真正能够将这些地区的研究带入当代中国的思想讨论的文章就少之又少，在许多重大的历史认识问题上，这种知识和思想视野上的局限影响深远。这一知识状况不仅对于把握当代世界的脉搏构成了巨大的限制，而且也对建立新的自我认识形成了重要的障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几乎提不出对于亚洲各国状况的真正深入的分析和富有预见性的洞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从这一灾难中幸免。这一知识状况本身最深刻地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我们的思想控制。从一九九六年起，《读书》杂志持续刊发有关亚洲各国和地区、拉丁美洲以及俄罗斯、东欧等地区的讨论，并邀请来自日本、韩国、欧洲、美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讨论，力图形成一种不同以往的、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或者自我中心的知识图景。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十年来仅仅有关亚洲地区的文章，《读书》就发表了一百多篇——从战争与革命的共同反思，到当代世界变化的种种轨迹，从区域内部的互动，到从一种新的视野看待整个世界的变化，这些有关非西方地区的讨论与有关美国、欧洲的分析一道，提供了一种与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探索相当不同的思想图景和知识景观。
　　其次，我们将有关乡村社会、城市改革和各种现实问题的思考引入《读书》这个传统上更偏重人文领域的思想空间。《读书》杂志主要是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初期，讨论的中心始终是文学、历史、哲学，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在理论的层面展开的。然而，中国改革的初期成就源自农村改革，九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独特的路径，而九十年代后期逐渐暴露的三农危机严重地影响着中国改革的成败。三农问题虽然在农业专家中早有议论，但这一问题成为公共讨论的中心话题却从《读书》杂志开始。从一九九六年开始，《读书》杂志就已经确定了一个方针，即将《读书》的视野从一般性的人文讨论和理论探讨扩展到包括乡村问题在内的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这一年十月发表的题为《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和稍后陆续刊登的“田野札记”栏目为此后有关的讨论铺平了道路。在此之后，我们也发表了有关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政治改革、税制改革、国企改革、产权改革等方面的文章，直接地介入了当代社会有关改革的反思和批评。这类讨论文章在风格上不同于那些人文性很强的文字，它们的广泛影响力与其说来源于文字风格，毋宁说来源于问题的尖锐和思考的深入。当人们按照习惯的所谓人文视野批评《读书》风格的变化时，我们也在思考：无论在中国的传统中，还是在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中，“人文性”难道是与社会关切完全隔离的吗？这种产生于现代学术分科制度的“人文性”难道不正是对古典的与现代的人文传统的背离吗？在这个意义上，将这类问题引入《读书》杂志的视野并不是对《读书》传统的背弃，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发展、充实我们的人文传统的努力。
　　第三，现代世界是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和经济的力量渗透到所有生活领域；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分化及生态危机共存的时代，批判性的思想首先会在与之相关的领域发展起来。然而，如果我们的讨论总是局限于、纠缠于经济和政治领域，我们就不可能形成对支配当代世界的这个强硬的经济逻辑的真正抗拒。批判的力量、反思的深度和创造性的思维同时也植根于由语言风格所传达的趣味之中。《读书》杂志的人文传统在一个新的时代语境中获得了它的新的意义：关注人、关注人的命运，关注文学和艺术的触角，关注历史和生活的感觉，并以独特的语言和叙事方式将这些关注呈现出来。在九十年代，许多作者通过对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历史人物的描述，不但为我们重构了历史的生动画面，也以记忆的方式介入对当代问题的思考。我们也努力地开辟有关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造型艺术，以及大众文化的讨论，通过艺术的触角展开思想和感情的世界。收入《逼视的眼神》和《不仅为了纪念》中的文章正是《读书》的人文传统在新的时代的延伸和发展。
　　这套文丛从一个有限的侧面反映了九十年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和认真探索。如今许多人在一种怀旧的气氛中回忆八十年代，也常常有人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加以对比，说明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和思想热忱。然而，我们的“小小十年”真的那样贫乏吗？这是剧烈转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常常让人感到困惑的时代，但这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地投入思想探索和社会实践的时代。相较于八十年代对于西方的崇敬，这个时代的思考中渗透了新的文化自觉；相较于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颓败，中国的知识分子力图重整思想的旗帜，建立批判的阵地；相较于过去时代的声调相对单纯的讨论，这个时代的思想空间容纳了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声音。这套小小的丛书是一个深刻改变我们社会的大转变时代的见证，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中勤奋探索的侧影。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小小十年”埋藏着未来的种子。
　　为此，我们感谢那些为《读书》辛勤写作的朋友们，我们也感谢那些一如既往地关注着《读书》的朋友们。
　　 2007年4月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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