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精神的家园 从徽州的清明节说起
作者：袁 瑜
据柯灵权先生讲，这样的风水文化至今仍活在人们的生活之中。为了选取“牛眠贵地”的安葬场所，这里的人们依旧讲究一定的地理条件，寻得好地就先“结椁”待用，而如果不能事先寻得理想的风水宝地，就有暂且把棺木存放在“厝基屋”的做法，停放在家中，待寻得贵地再行安葬。这是一种选择取舍上的固执。
为此，这里的今天就十分多见选地与买地的行为，即相中一块坟地，它在别人家的地界内，就花钱把它买下来。我们追问这种做法是不是被政府部门认可，因为今天的土地权利归属问题，已经远远区别于传统的土地支配方式。柯先生很是肯定地说：政府是不能插手这事的，这是传统，法不责众。更何况，一块坟地占不了多大的地面，花不了几个钱，也不怎么影响地上的种植。我们的成员在祁门闪里镇拍摄回来一个卧碑，铭文：“高太爷钧判，王地陈坟。王地。万历十年七月初十日立。”我们是不能想象当初的官司细节了，但可以肯定，这个碑文记载了一个孜孜的讲究和追求，为了先人的安葬，为了后人的繁荣小康，牵扯的“地”与“坟”的问题着实不是一件“无足为外人道也”的事情。
在这一方水土上，清明联系着彼岸的先人。在这一方水土之上，延续着从他们的祖先那里接续而来的生活秩序和意义。清明，影响着一个姓氏的家族，影响着一个枝枝节节的宗族，影响着一个村落的聚居。清明凝聚着这里的乡土伦理秩序。
生活的秩序和意义
柯先生给我们讲述了徽州人传统过年时“除夕夜封门”的习俗。出于家族秩序的需要，在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都要“封门”，封门之后就不得随便打开，并且，在初一的大早晨，各家各户也不得擅自鸣放爆竹，而是要等待“头首”的第一声炮响。所谓头首，未必就是族长，而是在管理祠堂的众人之中推举出来的一位。这个角色每年轮流。只有作为头首的族人亲自点燃的爆竹在天上炸响之后，本族翘首以待的各个门户才可以放鞭炮。以祠堂为核心的家族文化，在这样关键而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上，发挥着它根本的规范作用。这样的秩序实际上扩散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接下来柯先生讲到了“杀猪封山”和“公正河渔”的习俗。
徽州以前曾存在“杀猪封山”的习俗。在每年的入冬前，为了保护山上的林木安全，在一个选定的日子里，山下的村民在乡族长老的召集安排下，带上专门为此仪式准备的一头猪，于山上适当的场所聚集一处。长老宣布从今年的某一天到来年的某一天，合村的男女老幼不得上山来，凡是有违此教谕者，将遭到合村的惩治。然后，就地架灶，杀猪煮肉，合村分食。于是，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要遵守这个封山仪式的教谕和约定；有违背者，哪怕是私自拣拾一个小树枝，被村民发现，就会被罚钱再买一头猪，供全村再吃一次，并重新立约。
二○○五年五月，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就在婺源县的一位老人家中发现了一份民国时期的“杀猪封山”契。契文抄录如下，签字画押的代表人名氏不便录出，谨略：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通济桥会、孙伯仁众等立封山合同（江西，婺源）
立议禁山合同人通济桥会、孙伯仁众等，缘因源土元东西两培一带山场，向属森林，后被数度焚烧，残害日甚，禁约废弛，两培一空，国课无所出，桥木无所取。似此维艰，岂堪坐视。兹特邀集通济、伯仁以及汪树德堂、孙思本堂、孙思源堂、孙维德堂各众人等公同议决，将此两培山场自源土元口东培随峰直上至下木杓窟湾内。峰顶横迤至大土太峰沿峰脊直下至坟林山顶止。概归四众掌养，严行加禁。四众各户以及金、王两姓，均散胙亥四两，其费四众分认。火路每户一人，迭年正月二十六日桥会结账后一天以天晴为期，即行举□，偶遇野火临近，在户支丁须要齐出赴救，不得退避。俾早成林，日后桥会取用松木材料，桥会山内概不纳价。将来出拼之日，四众得掌养十成之三，仍七成各户照税分派。所有拿获罚项，悉行归入四众。费用亦照分认。自今加禁之后，无论内外人等，毋许入山侵害。倘有违禁被获者，砍树罚洋陆元，砍柴罚洋三元，赏获见半，不得徇私。恐口无凭，特立合同一样三张，各执一张存照。此合同共计三张，存桥会、伯仁、树德堂各一张。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岁在癸酉二月日
立此合同人 通济桥会、孙伯仁
孙思本堂代表人（略）
孙思源堂代表人（略）
汪树德堂代表人（略）
孙维德堂代表人（略）
依书（略）
（半书：立此合同一样三张，各执一张，永远存照）
这可谓是家族之间的契约。对于这种封山习俗的作用，柯先生专门补充了一句，它们在历史上一直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尤其是相比于现在存在的问题。在前些年承包到户之后，有几年山上林木破坏得很是严重，不但盗砍别人家树木的事情很常见，而且村民们也动手砍伐自己家的树木，因为自己不砍就等于叫别人去盗砍。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得到了很大改观，山上的林木恢复得也很好了，但这也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去了，盗砍林木的人都离开了村子。
历史上，这种家族秩序文化以各种方式维护着、固守着它的传承，最后要提及的是这里传统的义田族产的出现和意义。所谓的义田族产，是一个家族内为了祭祀和周济而存在的公共财产，它直接针对的是一个家族的整体利益和协调。在棠樾牌坊边上的鲍氏祠堂内，就有“公议体源户规则”碑刻，它规定了族田族产的周济对象和方法。这是宗族内部的保障规约，它不仅是宗族的同舟共济的生活，它尤其强化了宗族的秩序情感。再如绩溪华阳邵氏宗族《家规》恤族条记载：“族由一本而分，彼贫即吾贫，苟托祖宗之荫而富贵，正宜推祖宗之心以覆庇之，使无所失，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若自矜富贵，坐视族人贫困，听其寮妻质子而为人仆妾，以耻先人，是奚翅贫贱羞哉？即富贵亦与有责也。”
我们传统的生活秩序，是和这样的家族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血缘的天然纽带，在经过进一步的强化和拟制扩大之后，涵盖了传统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关系，进而建构起了传统社会的生活秩序。情感之于法律秩序的重要意义，如今已有专门著述在法理的层面上进行了阐述，如伯尔曼先生的论著即是。就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局面而言，从传统的社会生活秩序，到现代市民社会的艰难转型，毫无疑问，不是单纯的立法所可以解决的。它需要社会生活方式的全面协调和有机转变，这当然包括生产力的因素、市场经济的因素，也还要有相应的“人之为人”的情感归依的因素。
这就牵出了一个显然的问题：今天的生活现实，是否有必要、而且能够彻底打破这种传统的精神家园？我们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人为地构建起一个新型的社会道德情感？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我们的法学界乃至知识界认真思考的问题。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时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有一种情丝，它牵动着我们的身心存在，指使着我们的依违取舍，它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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