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告别丸山昇
作者：［日］木山英雄
尊重你历来主张的唯物论，你的葬礼办得十分简朴，以至于一些友人会觉得未能尽意。经追悼会发起人的集体协商，决定先由一个人向你的遗像告别、致词，然后再依次按程序进行下去。这样，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环视四周，综观各方，让我来扮演这个角色似乎也还顺理成章，所以我就不推辞了。至于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轮到我，那我也不去多想了，因为这毕竟是还弥留在世间的人们之间的事情，逝者是无法过问的。
你年长我三岁，是我大学同一个专业的前辈，尽管我比你晚一点参加，但我们都是当年鲁迅研究会的同仁。自那个时候以来，漫长交谊，往事万千，今天我该从何谈起，真是无法理乱。只是面对你的逝世，使我不禁想起了前年夏天邀请你来我家时的情形，那是一次小小的家常便饭。你曾经对我说，二十几年前我请你在我家吃的中国馒头，至今仍念念不忘，当时我说，那你就再来寒舍一次，我们好给你现场表演，直接传授制作法。可这个许诺也是事隔好几年在我退休之后才得以兑现。那天你拄着拐杖，在夫人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登上拙宅门前的石梯，回去时又慢慢地一步步挪下去。看到这个情景，我好生后悔为什么不早点邀请而拖至现在呢。尽管我知道你肾脏的人工透析历史是创纪录地长，而且也知道你自开始透析以来，虽然经常生病或出事、甚至好几次都让我们捏了几把汗(关于这些，下面会有大夫介绍)，但每次你都顽强地活过来并从未间断过工作。然而那天，看着你那个样子，我心里真是非常难过，尽管久未见面也是其原因之一。
然而话还是要从这里说起。那年的十一月，我受邀出席了韩国鲁迅研究会，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回顾、展望日本的鲁迅研究之类的报告。按照惯例，这种题目的讲演应该派到你那里，而事实上邀请的也正是你，只是你无法成行，所以才转到我这里来。我当时确也担心你的身体，所以就答应下来了，不过事前约法三章，只谈我自己的经验，并选定谈以前鲁迅研究会的事。我不是毕生专搞鲁迅研究的人，加之大会主办单位在邀请中又特别提到了竹内好和丸山，所以我认为从所谓“竹内鲁迅”所辐射的内容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切入也未尝不可。为了做些准备，我翻阅了《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这本书是中国编印的。读了这个资料，我才知道韩国在八十年代的军政时期、在反政府的激烈运动中，你的著作《鲁迅——文学与革命》、《鲁迅与革命文学》被翻译成韩文，并作为唯一的鲁迅传记而被热心传阅。反之，当韩国的政治紧张局势已趋于缓和的九十年代，竹内的《鲁迅》才被翻译出版。这种时间上的颠倒呈现在韩国现代史的选择上，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论文集中可以见到这样的对比，即丸山的革命鲁迅和竹内的文学鲁迅，这种提法单从它们的时代氛围及背景考虑，似乎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吻合。但这种泾渭分明的二分法对两位作者来说都是他们所不期望的，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发言中也有必要涉及一下这个问题。另外，读了该论文集，我发现伊藤虎丸的遗著还没有被介绍到韩国，而伊藤正是自认为在我们同仁中最忠实地继承了竹内鲁迅的人。为了纪念他，我的话以介绍他为轴心拉开了，可是今天，没想到我的那番话实际上也变成了对你的纪念……我在这里从最近的事谈起，为的是想说说另外一些事情。
你不能去韩国的理由，实际上是因为你要去出席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你们“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共同举办的“革命文学的时代”那个专题讨论会。我很佩服你的毅力，同时也非常为你的健康担心。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安排是双方在一年前的交流中就已经定下来了的，既然这样，当然也就无话可说。殊不知，紧接着在去年的一月，你不是又跑到汕头大学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研讨会”去了吗?!我更是惊叹也更是担忧，不过细想起来，的确，人也不能光为身体的安康而活着，你不就是这么一个人吗?!近年来，大凡类似这种题目的大会早就冷冷清清的了，可如今红火起来，也许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随着资本市场的迅速形成，“左”这个词好像反而成了代表政治守旧派或者阿附权力的，而对于这种倒置现象，中国国内开始出现了一些反思之故吧。你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研究思考左翼文学，那种执著和热情是中国本土的研究者们所不及的，所以大家当然要怀着极大的敬意把你请去。在一篇报道汕头研讨会的评论文章中，作者对来自国内外的众多学者，不是只给你一个人冠以了“坚强的社会主义战士”这个如今已很稀罕的光荣称号吗?而你为中国读者自选的论文集也在此时被非常及时地译成了中文。我还看了你在大前年、也就是酝酿翌年在北大召开研讨会的那次会议上所做的回顾谈，其中你这样说道：当初你接受人工透析时，大夫宣判你只能活五年，而你却鼓励自己一定要活到中国共产党承认“文革”错误时才能咽气。同时还谈到，“文革”中除了鲁迅，几乎所有左翼作家都被全面否定了，“文革”结束后，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反思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研讨会，会上在讨论与左翼文学有关的“国防文学论争”的问题时，你的批判“文革”的论文作为参考资料被发给了与会代表，并且最后各位学人都同意了你的观点，你说当这个消息传到你耳里时，就像听到了高尔基诗中那个燕子的报春声一样。单从这些事情就足以了解你两次都抱病奔赴中国的那种无法抑制的中国情。刚才所引用的你的怀旧谈，勾起了我们对“文革”的回忆。
回想起来，你对“文革”的批判，来自于一个鲁迅及左翼文学研究者最纯朴的质疑，因为“文革”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三十年前鲁迅与周扬他们的最后论争用来作为批判“党内走资派”的理论根据。那时正值日中两国共产党在路线上产生了对立，所以在由中国出版的海外汉学家名鉴上，你被点名为“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分子”。不仅如此，日本国内的同行们在如何看待“文革”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差异，新旧左翼的对立则更加深了内部的分歧。政治斗争中常见的党派帽子的作用大于本人思想的现象使你的“文革”批判更加困难，对于这点，我是有所体会的，因为在我要好的同行中，就有一种浓烈的反对党派的党派性感情。记得就是在那个时候吧，我不知在哪儿说了一句，“什么修正主义?!丸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永’字号修正主义者，他当然是要批判‘文革’的!”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到了你的耳里，你还给我记了一功呢。这是最近你夫人才告诉我的。我对“文革”只好采取暂时停止判断的态度，而我这么一个旁观者的戏言居然也得到了你的赞赏，可见当时要批判“文革”是何等的艰难。当然从那以后，你的工作从另一方面来讲是越来越艰辛了。
“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后果使大多数人最终不由自主地站到了你这一边，然而逐渐明朗的“文革”真相，却远远地超出了你的想象。不仅如此，在全世界范围内接连发生的种种深刻的事态，使你在反思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反思你自己走过来的“半个人生”时，把通过“文革”批判加深认识了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问题和你平素的研究课题——以鲁迅为中心的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文革”结束后，你并没有忙于强调自己“文革”批判的正当性，而是呼吁大家更准确地了解把握日益复杂的中国国情以及正确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并号召大家从发展的眼光出发消解因“文革”问题在研究人员中出现的裂痕和不合。我觉得你的这种态度是非常公正的，也许是因为你对左翼运动的关心和担忧超过了新旧左翼两派之间的对立吧。尽管社会主义运动骤然降温，但你在近年出版的著作中仍然谈到：有人说社会主义无非是一个幻想罢了，那么就算是幻想，可是难道就没有什么不是幻想的了吗?你的话音中虽然带有一种不服输的逞强味，对于你终身的研究课题来说，我感到高兴的是，你对鲁迅的敬仰是益发精深了。比如说，出于斗争的需要，鲁迅从未公开的私信在“文革”时被公布了，信中，鲁迅把所有集聚在左翼作家联盟周围的“革命文学者”一律称为“茄花色”，并指责他们把自己抬出来却不会利用。你把这样的鲁迅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但你并不是一味认同鲁迅的蔑视和孤独，而是既不对不太高明的同志抱任何幻想，也不因为对他们失望而放弃运动，你的这种解读法使我深感一位资深历长的鲁迅研究实践派学者的分量。你反复细致地阅读有关“国防文学论争”和其他几个论争的资料，通过深入分析好像特别抓住了鲁迅在批判反抗上的成熟性，而这个“晚年的鲁迅”，你把它作为你毕生最后的课题初步描绘在你的胸中，尽管你没有时间来完成以此命名的第三本书，但你的《鲁迅·历史·文学》这本比你前两册之和都还浩瀚的文集是足以代替它的。这本书作为“晚年的丸山”之纪录也将会颇有趣味。在这本书中，多次反复出现一些和以前的关键词、比如理念与现实或者路线与政策之间的“无数中间项”有所不同的旁白——“三十年代的丰富性”、“人的复杂性和有趣性”等等，而你把它们解释为是“超越了路线论、运动论的一种关心”。如果允许我来整理一下，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尽管鲁迅晚年确实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他的马克思主义既不同于他所厌恶的周扬、徐懋庸之辈，也不等同于他所信赖的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人，而是从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来看简直就是前马克思主义或者是非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的鲁迅才是你所推崇敬仰的。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本身就有这样一定的宽度，所以一旦跳出了路线论、运动论这些条条框框，就连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缺点以及幼稚都作为人性的多样化而被包容在“丰富性”和“有趣性”里了。你毕生最后的一个工作——检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即你的《走到文化大革命的路》一书，就是你在这同一方向上的一种思想实践，把在改革开放后认识的中国友人的亲身经历以及逐渐明朗的事实撰写成了一册。我也因别的机缘和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做些以前根本无法着手的工作，尝试倾听许多事件当事人的声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所关心的对象都非常相近，我常常想，你我除了这些题材之外，还会对什么能感到灵魂的震颤和共鸣呢？而且我们又还能做什么呢？我想你也有同感吧。所以每当我给你打电话，你都是非常爽快地把你的资料和记忆借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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