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秋瑾与贵林
作者：夏晓虹
最先出现的是陈去病（佩忍）之文。一九一四年五月刊行的《南社》第九集，收入了陈氏所撰《徐自华传》，内云：
当戊申（引者按：即一九○八年）春初，秋坟既建，徐君即大开追悼会于凤林寺中，士女骈集。有虏人贵林者，杭州驻防兵之桀黠也，善骋口辩，为杭虏所倚任。及是来会，登坛陈说，谓明亡于闯，非亡于清；清为复仇而有天下，乃得之闯，非得之明也。今瑾革命，未免非是。闻者大愤，属去病痛斥之，贵林因怏怏去。然自是衔恨秋社之心日以切矣。毁墓之举，虽出常徽，然主其谋者，实贵林、贵福也。
不过，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秋坟终于一九○八年十二月被毁，目前所见到的当时记载，尚未有直接涉及贵林者。另一则文字见诸秋瑾女弟子徐蕴华笔下，其一九五九年七月撰《记秋瑾》一文。关于此事经过，徐与陈去病所言略有差异：
一九○八年农历年初葬秋以后，家姊（引者按：指徐自华）邀集同志陈去病、褚辅成、姚勇忱、杨侠卿等数十人，在西湖凤林寺秘密追悼，我也到会协助。追悼以后，密议组织秋社，并推家姊为社长（吴芝瑛女士病居上海，未参加秋社组织），决定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为秋瑾成仁纪念日。正在追悼时，杭州驻防旗人贵翰香闻讯参加，发表谬论说：“我大清待汉人不薄。”我当场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驳之（这与常徽参奏牵连及我，不无关系）。
其中指追悼会与议组秋社为秘密活动，当属徐氏晚年记忆失误，实则当日报章对此集会多有报道。尽管所记参加人数说法不一，少至二百，多达两千（郭长海、李亚彬编著：《秋瑾事迹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331页），但其为事前刊发过广告、“士女骈集”的公开盛会，本毋庸置疑，甚至秋社成员名单亦全部登诸报端（见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申报》）。而当场驳斥贵林者，陈、徐二人均当仁不让，亦可两存。最重要的是，二文记贵林为清朝政府辩护，以为秋瑾革命不具有正当性，虽事隔多年，仍口径一致。
二人与贵林的一段辩论，因事涉政治敏感话题，当时的报章未见记录，也在情理中。不过，《神州日报》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下述文字，仍隐约透露出会场上的言论歧出。在徐自华报告安葬秋瑾经过及秋兄誉章叙述其妹个人史之后，为来宾演说：
有某某二君，一言今日之会，实可悲戚；一言今日之会，实可欢贺。次由陈佩忍、姚勇忱两君，相继说明，谓“今日会议的界限，并不与种族、政治等事相关”。
陈、姚的说明显然是针对“某某二君”中的一位而言。只是对于贵林的发难，报道出来的反应不及辛亥革命后的忆述那般激烈。
现在需要考知的是，贵林在公祭秋瑾的演说中究竟讲了哪些话。而由此带出的问题则是，他为何来到追悼会现场。如此，亦有必要对贵林其人稍做介绍。
贵林为满族杭州驻防正白旗人，姓毕噜氏，字翰香，号中权。除参与秋瑾祭悼事外，其最为人所知的身份，一是杭州驻防营协领，一为杭州惠兴女学校总办。关于后者，我专有《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见笔者《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一文，详考贵林在满族妇女惠兴一九○五年十二月服毒自尽后，如何勉力维持其创办的女学堂；而前者则在辛亥革命爆发、浙江举义之际，终为其招来杀身之祸。倘若依据陈去病之言，“浙江光复，大率皆秋案之人，而贵林亦卒伏法，谁谓是非有不能明白耶”（《徐自华传》），则贵林的被处决，还是与其在秋瑾墓前的表现脱不了干系。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最终被革命党枪毙的清朝军官，却与晚清许多维新人士交好。如宋恕即尝征引“杭防中人至有目君为清朝孔子者”（宋恕：《中权居士协和讲堂〈演说初录〉叙》）的传言，以赞誉其人。甚至革命元老蔡元培先生一九○二年一月一日与黄世振行结婚礼，座上宾也赫然有此君在。蔡氏日记记，当其“请以演说易闹房”后，诸友“各以意演说”，率先发言者正是贵翰香。而贵林之“善演说”早已闻名杭城，且本人也算得是满族中的维新派，“究我国之病而渐知折服西人”（宋恕上引文及《援溺说赠毕噜翰香》）。其热心接办惠兴女校，即为一例。
以一名自命新人物的清朝驻防营中的现役军官，前来参加杭州各界追悼秋瑾的聚会，而秋氏在时人眼中，并未有如今日一般的“革命英烈”光环，不过赞之为女界先觉、爱国女杰（见笔者《秋瑾之死与晚清的“秋瑾文学”》，《山西大学学报》二○○四年二期），如果说贵林是有意抱着敌意而来，无论如何于理不通。何况，徐自华在《会祭鉴湖公函》（致学界同人）中已明言：“凡我男女同胞，如痛鉴湖之冤者，届期务请降临。”（一九○八年二月二十日《时报》）则与祭本身，起码说明贵林对秋瑾之死抱有基本的同情。
但这毕竟只是我依照情理的推测，不好作为讲究“拿证据来”的学术研究的定论。幸好在贵林主编的《惠兴女学报》第一期（一九○八年六月十三日出刊）上，尚保存有《志会祭秋瑾女士事》，其中也节录了贵林在秋瑾追悼会上的演说，对其态度言之甚详。
因载有该文的《惠兴女学报》难得一见，特先将通讯文字抄录如下：
上海吴芝瑛女士、石门徐寄尘女士同任发起，为秋瑾葬于西湖一事，于二月二十日在凤林寺开会。到会者约二百人。由徐女士报告，“秋瑾女士死后，棺骸暴露，幸有吴女士创议商办，为其营葬。鄙人思秋女士提倡女学，为女界大（？）同胞谋自立，竟被冤杀。鄙人与吴女士商约葬事，往返杭、绍五次。现虽勉强入土，而鄙人欲谋永久祭扫之办法，只缘财力薄弱，尚要求诸先生公议长久之策，并代吴女士报告因有病不能与会”云。次由秋女士之兄徕绩君述女士自幼至死之历史，略言“女士遇人不淑，立志游学。其独立性质非常人可及”云。是日演说者六人，中权与焉，节录于后。继议墓工、扫墓各费。于是会员及来宾各输捐款，当时计书捐洋三百六十余元。散会后，同至墓前行礼，并撮一影而散。
此段叙述与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神州日报》刊载的《公祭秋女士大会述闻》大抵相同，而更简略。唯时间写错，当为笔误，公祭之日乃是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即西历的二月二十五日；另多出“中权与焉”二句，可知其文实出自贵林之手。就报道各情看，贵林应该始终参与其事，并无中途退场“怏怏去”一节。另据《申报》二月二十九日通讯，徐自华报告葬秋原委后，“次由贵翰香、杨侠卿、陈佩忍诸君演说”，可知此次来宾发言，贵林又是一马当先。
而演说开篇，贵林即表明了其来参加公祭大会，本是专门为了发起安葬秋瑾义举的吴芝瑛，所谓“兄弟今日专诚来谒吴女士，乃吴女士因病未莅会，兄弟为之怅然”。其拜谒的念头则出于对吴行事的敬佩：
兄弟阅《白话报》，知吴芝瑛女士为秋女士筑坟事，又知吴女士为文孝女表扬事。秋女士为实行家族革命者，故离家求学；文孝女亦为实行家族革命者，故守贞不嫁。然此二女士志虽同，而行则大异。设秋女士与文孝女同处，几何而不冰炭也！今得吴女士之大力，两为表扬之，以是而知吴女士持大同主义者。（《节录中权氏演说》）
所说“白话报”，应是指《杭州白话报》。吴芝瑛在与徐自华往复商量营葬秋瑾的同时，也在筹划为西湖边守墓五年的孝女赵麟募捐事。所撰《为文孝女募化启》，亦与贵林之追记会祭秋瑾文一道，刊于同一期《惠兴女学报》上。而赵麟之父文秀，曾任乍浦左司协领，与贵林同为驻防旗人。故而贵林之表彰吴芝瑛为“大同主义者”，也与其赞扬“愤某女校宣布不收旗女”而毅然办学的惠兴“愿大量宏，见识远到”一样，只因惠兴在遗嘱中特意强调“本校必须兼收汉女”（《〈惠兴女学报〉发刊辞》，《惠兴女学报》一期）——凡此，均表明了贵林本人消弭满汉矛盾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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