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中国史学的百年乡愁
作者：沈 洁
王家范教授的新书《史家与史学》试图向我们讲述这一切。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追溯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内容，一半写史家，一半写史学，吕思勉、许思园、范文澜、张荫麟、萧一山、章太炎、柳诒徵、钱穆、陈寅恪、顾颉刚，可以说这里面的每一个名字都足以象征一部中国近代史，也都代表着一份著书阅世的苦心孤诣。史家阅史，关注的当然首先是历史与史学本身的问题。但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而言，更加耐读的还有史家写史的心路历程及其以著述参与时代的关怀。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如同现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多舛因而壮阔。山河破碎，西潮涌来。历史学家尽管日日与故纸做伴，可他们一样逃不开国仇家恨与救亡图存的日日鼓荡。我总以为，历史学家最是一类外表冷静而内心热烈的人群。由精骛八极神游六合赋予的壮阔，怎么能让他们平心静气地枯守书斋而对家国之痛无动于衷？唯有以手中之笔、胸中之智慧与气象，参与到时代与民族的召唤当中。那一时代的许多历史学家都将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追述指向了深层次开掘民族历史文化精神和制度演进的主旨。像书中开篇所列的吕思勉，借一人之功，留下了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的鸿篇巨制。诚之先生以典章制度为纲展开古史研究，而隐含其中的则是对中国社会“理乱兴亡”的探索，思考的终点也止于遭遇大变局的近现代中国。诚之先生留给世人的印象通常是一位不入俗、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书斋学者，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位学者身上，更能让我们体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人以学术参与时代的集体心态。吕思勉说过，学术是国家社会兴盛的根源，这是不待申说、众所共知的；然而研究学术，却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当一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正是读书人应当潜心于学术之际。那是因为，变局来临，由旧法到今日的演变，最需要由学人平心静气地予以思考。“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摘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蔡孑民论》）。困局与大浪袭来之际，历史学家展示其担当的，并不在于焦急奔走与言辞的鼓荡。他们必须以一种深沉冷静的智慧去回应时代，也据此治疗因变局而造成的浮薄嚣凌的时代病症。
与吕诚之先生相似，陈寅恪也是一位外冷内热的至性之人。“文化关一国之存亡”，“国可亡，而史不可灭”。默念着失明膑足、在国难家恨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的先辈学人，所有的感念又岂止于学问之上的高山仰止。寅恪先生的后辈回忆，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探寻中国历史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以及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中国文化久远存在的原因。凡此种种，心系的往往在于“中国历史的教训”以及历史渊源之于走出当下危局的借鉴意义。以“疑古”而名闻史界的顾颉刚先生在自述治史心愿时也曾说过，心中一向有一个历史问题，渴望借此得到解决：“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将这些追究中国历史大势的宏大问题寓于细致、沉稳的学术考辨之中，这大概是那一个时代许多历史学家心目中萦绕不去的终极关怀。学术亦当讲求事功；但讲求之法，却不在于思想家、政治家式的直白，而必须载之以厚重的历史思考。
一九三四年，萧一山自述其写作《清代通史》的初衷，他说，民国三四年间，读到日本人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为学术界之大耻！之所以以一手一足之力做此艰巨之事，“借开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则外人视之，或不至目中国学术无人，斯余之愿遂矣”（《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辩论集序》）。近代中国，域外强力的逼来，真有将中国人从身到心悉数淹没之感。不仅是国是凌夷，学术的衰微、文化的消退、传统的遗落也在在使中国的读书人充满落寞。于是，书生救国，唯有心怀。读到过柳诒徵先生的一则逸事。一自诩为新学者偏激地对柳先生说，线装书陈腐不堪，对新社会简直没有一些用处，不如付诸一炬。柳先生答曰：你这样提倡，我也非常赞同，但我有一建议，这行动不做则已，要做须做得彻底，务使全国一致，把所有的通通烧光；且这样还不妥善，因为中国所藏的书，都焚毁了，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尚有很多的线装书珍藏着，最好动员他人也如法炮制，否则外国尚有很多汉学家，孜孜地钻研汉学，倘使他们来华，在经史子集上提出问题，和我们商讨，那么我们瞠目不知所对，这未免贻笑国际，太难为情了。一番话，说得那自诩新学者面红耳赤而去（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柳诒徵先生以幽默与机智化解了一种可笑的偏执。可是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方向的坚守与执著，历史学家的豪气横溢，体现于他们汪洋恣肆的笔锋以及用智慧与外人争胜的气魄之上。
除此以外，历史学家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以文化为民族正名，并据此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全面入侵。也就是说，在进化论、进步主义的历史目的论弥漫于世的近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则能通过对于传统的回溯保持某种清醒。他们对何为现代、现代性的理解要比当日的绝大多数世人（包括诸多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全面而深刻得多。一九○六年，“有学问的革命家”章炳麟至日本东京，在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的口号。一九○八至一九一一年太炎先生在东京为青年讲学，他说，国不幸衰亡，然而学术可以不绝。学术与文化有所传承，则人民就有所观念，庶几收硕果之效，国家就有复阳之望（《太炎先生行事记》，《神州丛报》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二三年他在《华国月刊发刊辞》中说：“尝谓治乱相寻，本无足患，浸假至于亡国，而学术不息，菁英斯存，譬之于身，枝干灰灭，灵爽固不随以俱澌，若并此而夭伐之，摧弃之，又从而燔其枯槁，践其萌，国粹沦亡，国于何有？”用国学宏扬国家的意志，守护一个民族的尊严，即谓“以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为旨”，这体现了民国年间的历史学家最为深沉的智慧，也构成了一种反思现代性的强大力度。
柳诒徵先生著《国史要义》，在最后一篇《史化》中，表达了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主义历史观。他说，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历史所陶铸，唯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中国的历史，“骤观之，若因循而不进，若陈腐而无当，又若广漠而不得要领；深察之，则其进境实多（如疆域之广、种族之熔化，物产之精制、文艺之深造等）”。当一个民族遭遇到外来的逼迫之势，真正能成就其立身之本的，仍然必须系之以文化—— 一种精神自信力的来源，即柳诒徵先生称谓“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的“人本文义”。现在我们回看历史，常觉得西化与进步在那一时代已成铺天盖地之势，现代意味着外国人强加于中国的一套既定项目。可是当我们真正进入到历史的当下状态，仍然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现代”保持着不绝如缕的反思意识。在历史目的论的言说形态中，“现代”主要意味着一种时间价值，以“西方”为表征的“新”必当取代以“中国”为表征的“旧”。这是一种单线进化的评述标准，可是就民国年间历史学家的文化主义情怀而言，中国人对于“现代”、“新民族”的议论，其实是由各式各样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所组成的。历史学家以其学术实践探寻民族的前途，因为蕴含于其中的理智而拒绝浮嚣浅薄的单一进步主义。那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大都博识古今、淹通中外，他们的“守土之责”毫无疑问并非缘于眼光的褊狭；相反，这是在开眼看世界之后所做出的自觉的文化选择。史家对于传统、对于文化力量的“敬恕”，精深而幽微，尖锐而不乏深沉，是需要有大智慧的。这里面，既有见识，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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