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历史的另一副面孔
作者：张文娟
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约在春假后十日左右，朋友王若愚找我谈天。两个人觉得寡味，又一同到北河沿椅子胡同十号，找康君白情。天黑了，点起灯来，三个人三角形形式的对坐着，嚼着萝卜甘蔗，痛谈。但仍觉不快。继而悟道，这是没有女性的缘故！然而要男女交际，需预先制造空气。于是我们三个约定，在一个星期内，每人做一篇鼓吹的文字送到《晨报》去登。（徐彦之：《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少年世界》第一卷七期）
原来如此！一些精英男性的倡导竟是因为谈天时缺少女性而感到的无聊。潜在的男性欲望竟被如此赤裸裸地表白出来。这不禁让我想起不知从哪儿看到的一句话：妇女常常因为一些荒谬的理由获得解放。当代从事语言与社会性别关系研究的学者认定，人们的语言行为每时每刻都在能动地生产着压迫与被压迫者的主体位置，强化和维持不平等的社会机制，人们通过语言实践形成关于性别、身份、主体位置等思想认识。这些出自男性笔下的女权启蒙文本恰为这种观点做了注解。
与徐彦之等人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的经历，这一点从此文后半部分记录的她们对自己入学前后的经历和感想的自述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出来：
我（即邓春兰，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之一，曾在一九一九年六月投书京沪报刊征求同志要求大学开女禁，被认为是“发出了女子要求入大学的第一声”）生在甘肃循化县的乡下。我们循化县大多数的土著是生番、撒拉。我们汉人总共不过数百户，读书的人更是稀少。——我沾我父亲开通早的光，到了七岁，我伯父送我到本地的初等小学里读书。但这个小学是男子的，里头读书的女子只有我和两个姐姐。这时候一般人议论纷纷，说长道短，说我们不做姑娘的事情，——（民国二年，又进父亲办的师范预科学习）——到了预科将毕业时，我父亲请了位男教员教历史，这些同班的同学，一个都不见了，只剩我们姐妹两个。——我姐妹二人只好退学，请我舅父到家教授。——这时我们的一般旧同学死的死，走的走，——剩下几个，有当少奶奶的，有当小姐的，——脚也缠的小了许多，再没有读书的意思。我说到这里，实在痛心！——又过了一二年，就同我姐姐共办一所女子小学，又把我求学的光阴牺牲了许多。但我以为我尚在青年，总当求些高深的学问，才有做人的工具，——就上蔡孑民先生一封信，要求他开女禁。——随后我又在京沪各报发表我一封征求同志要求大学开女禁的书信。（徐彦之：《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少年世界》第一卷七期）
求知心之殷切，求学路之曲折，历历在目。与徐彦之的动机之悬殊，昭然若揭。恐怕她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走进大学课堂受完教育后，被期待的仍然是充当别人“消愁”的“红粉”、“破寂”的“蛾眉”。
由此引发了我对“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对女权思想进行鼓吹的思考。翻阅二十世纪初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对于女子问题已有所涉及，辛亥革命时期亦有秋瑾等女界领袖以“女国民”的身份将女权意识与爱国思想熔铸在一起，并为之前仆后继，但彼时的妇女解放进程基本上在近代文人和中产阶级妇女中运行，既无政权的支持，也缺乏民间的呼应，故零零星星的不成气候。真正使妇女的处境进入时人的视野、并作为“社会问题”引起关注的还应归功于新文化运动的鼓吹。
虽然有关妇女的话题始终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话语的中心，但它的确攻击了男权制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中最明显的弊病，所具有的人文主义倾向还是将尊严带进这个沉默的群体，所倡导的科学观也生机勃勃地刷新了传统的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它挑战的是一种沿袭数千年的思维定势。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思想得以初步确立，也奠定了此后百年妇女解放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走向。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对二十世纪中国妇女解放现代化进程起了关键的制导性作用，关于这一点，现在已能达成共识。
但以往带着这些认识翻阅相关文献资料时，我心里总有些疑惑挥之不去，为何新文化人关注的问题有时会集中在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方面？比如“社交公开”，再比如“女子装饰”等等。那时中国女子的处境中委实还有很多比“社交公开”、“女子装饰”急迫得多严重得多的问题嘛。徐彦之这篇《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似乎让我触到了答案。
在“男女社交公开”呼声最盛之时，杨潮声提出“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口号， 徐彦之等人也指出：“男女本无界隔，谁设此礼教大防？”“如禹之治水，因其势而利导之，以入于海可以无忧，男女同校就是最好的入手办法。”与种种优美的比喻和设想不同，沈雁冰冷静地提出，妇女解放的目的不是社交公开，社交公开的目的也不是自由恋爱，而是为了让女子得到作为人的正常的对待，“回到合理的状态”。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一说原很不错，不过我以为中国人在旧道德旧思想的灰色水里浸得太久了，不是彻底觉悟的人，思想里到底还有旧毒，此种精神互助说，不幸为未彻底觉悟的人误用，便变成什么“红粉消愁”“蛾眉破寂”，新青年化作“走马”的才子名士，这还成个东西么？（沈雁冰：《男女社交公开问题管见》，《妇女杂志》第六卷第二号）
沈雁冰所说的“旧毒”，我理解为“五四”新文化人所具有传统的基因，它使新文化人面对妇女问题时，也会出现亦新亦旧或是“新瓶装旧酒”的倾向。
所以从鲁迅、丁玲、庐隐等人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知识女性获得社交公开权却没有经济独立权的迷惘和苦闷。尽管社交公开的初衷并不只是恋爱自由，甚至要防止青年人带着“求偶”的目的去社交，但无法避免很多知识女性由此走上了社交—恋爱—家庭的回归之路。
上个世纪初那场由新文化人掀起的妇女解放思潮功绩不可抹煞，否则我现在也不可能坐在安静的书房里写下这些文字。只不过觉得徐彦之的这篇《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为我们回望那“重估一切价值”的狂飙突进时代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小视角，故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