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冷眼向洋

作者：萧国亮

　　我们对六百多年世界经济历史的考察发现，尽管工业革命产生于西欧的英国，但是这绝对不是“欧洲中心论”可以引以为据的证明。恰恰相反，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浪潮，无论在欧洲诸国，还是在美国、加拿大；无论是日本，还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无论是东欧、苏联等国家，还是我们中国，都具有其本国的特色。此外，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各不相同的，这种各不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除了当时的情境和工业化序列不同之外，最为关键的原因还是要从每个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之中去寻觅解释的理由。总之，工业化浪潮的历史表明，只有走具有本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成效。另外，上述数据表明各国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呈现一种加速运动的趋势，就是说后来的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要快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发展的历史道路上，比较英国晚起的美国，其发展速度比英国快了一倍；而比美国晚起的日本与东亚“四小龙”其发展速度又比美国快了将近一倍。这是今天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
　　我们对六百多年世界经济历史的考察发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现象，是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剧变的一种反应。英国工业革命不久，一八一五——一八四五年，英国社会的不满情绪就空前高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八四五）一书，对此做了最好的调查与研究。法国与德国也无不如此。其结果是产生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紧接着就爆发了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法国、德国以及奥地利等国都卷入了这场革命。俄国的工业化起源于一八六一年左右，而且不甚成功。五十多年以后，同样出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进一步加剧了俄国的社会矛盾，最终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此，开创了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而走向工业化的新道路。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项重大创举。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说中国的工业化起源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新政，而且与俄国相比，更为举步维艰，收效甚微。六十多年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愈益错综复杂，激烈尖锐。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思想到处传播，最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而反观其他工业化国家，只要其渡过了工业化早期的社会剧变阶段，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阶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
　　我们对六百多年世界经济历史的考察发现，如亚当·斯密所揭示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对工业革命以及工业化浪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看不见的手”绝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公共权力、道德意识和法律等一系列规范的制约，任凭市场机制起作用，结果必然引起过度的竞争和竞争的无序化，必然引起人们无穷的贪欲与不休的争斗，必然引起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互相残杀，最终酿成世界大战，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数败俱伤的负和博弈结局。所以，市场经济必须要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相结合，必须重视公共权力、道德意识和法治社会的建设。这是我们研究人类历史上两次空前的，有理由相信也是绝后的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经济所得出的看法。所以，认真总结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我们对六百多年世界经济历史的考察发现，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道路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人类完全有能力通过相互之间的对话而加强了解，加深理解，形成共识。要使世界经济保持持续的发展，要让全世界的人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就要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在这个和谐的世界里，既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在一个和谐的世界里，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应该为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的史哲司马迁之所以研究历史，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们试图在研究世界经济史的过程中，努力学习和继承这种优秀的史学传统。我们一贯主张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经济史，要用实证的方法、解释的方法和批判的方法，并且要力争将这三种方法统一起来。我们认为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必然会打上记录者的烙印，但是既然已经成了历史的记载，那么它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绝不编造历史，我们尊重历史事实，我们也尊重历史的记载，所以，我们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引证了这些历史的记载。在此我们向书中所引证的所有历史著作的作者表示感谢。但是，我们的《世界经济史》绝不是这些历史记载的堆积，我们同时对这些历史记载做出了我们的理解和我们的解释，进而我们又以我们的经济史观对此进行了批判，从而提出我们的“一家之言”。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基于我们对历史研究的理解，我们认为历史研究是古今对话，这既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也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我们的“一家之言”肯定会有许多错误之处，欢迎大家的批评。但是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一家之言”。
　　读完我们的《世界经济史》，凡是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我们无意探寻世界经济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只是企图对世界经济六百多年的历史做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基于这种解释，我们不仅展望了世界经济的未来，而且也找到了一把解释世界经济发展、演变的钥匙。那就是人们有效率的合理的经济行为及其相互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道格拉斯·诺斯曾经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他认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1页）。我们虽然基本赞同他的观点，同意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我们在研究世界经济史的过程中发现，诺斯的这个理论，无法解释在同一个有效率的组织中为什么人们的经济行为并不完全相同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因为在我们看来，有效率的合理的经济行为及其相互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并非仅仅是由组织及其制度决定的。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等，都会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交往行为产生影响。所以，我们研究世界经济史所得出的结论是，具有现代性的行为，尤其是有效率的合理的经济行为及其相互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乃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二○○七年春于北京观云海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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