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社会群体的另一种记录
作者：赵 珩
至于记述戏曲演员的专门著作，明清两代更为鲜见，即使有，也大多是关于演员个人才艺和生平，且多散见于笔记和杂忆之中。直至民初以来，很多人才渐渐注意到梨园史料和文献的搜集整理。例如潘光旦的《中国伶人血缘关系之研究》，周明泰“几礼居丛书”之一的《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张次溪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张伯驹的《红毹记梦诗注》，王芷章的《清代伶官传》、《升平署志略》，苏雪安的《京剧前辈艺人回忆录》，丁秉燧的《菊坛旧闻录》，唐伯的《富连成三十年史》等等。潘光旦先生是社会学家，关于“伶人血缘”的研究，可谓是开先河者。
今年初秋，几乎同时收到三部关于戏曲的著作，一是上海王元化先生托人带来他的《清园谈戏录》重印本，二是傅瑾先生赠我新结集出版的《老戏的前世今生》，三是刘嵩先生的《京师梨园世家》（上、下）、《京师梨园故居》和《京师梨园轶事》四大厚册。
王元化先生是学界先辈，傅瑾先生是青年才俊，两本书都充分体现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睿智的洞察。部分文章过去曾经拜读，但仍十分珍视。
《京师梨园世家》却是一部很特别的著作，应该说，从内容到体例都是别开生面的。中国人向有修家谱的习惯，一家一姓，溯其源流，记其繁衍，达到慎终追远的目的。修谱是社会家庭学的组成部分，但从史学文献的角度来看，又不同于年谱，年谱修订可由弟子门人或后来的研究者完成，而家谱则很少由外人来修撰的。刘嵩的《京师梨园世家》，却是为时跨一百多年的北京梨园界一百五十家修谱，这是很少见的事。
年逾九旬的戏曲研究家刘曾复先生在《京师梨园世家》的序言中写道：“所谓世家，必修其三代，方称世家。两代不能称其为世家，只能称之为子承父业或称门里出身。像《京师梨园世家》少则三代多至七代，而且有一百五十家，这么多的梨园世家，不但显示了梨园界的渊源关系、艺术传承，而且也使梨园后辈有谱可依，有谱可寻……”画龙点睛地道出了这部书的意义。
自清中叶以来，北京的梨园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同操一种技艺，又大多居住于同一区域——这一方面，刘嵩的《京师梨园故居》有详尽的记录——，其形成既有社会背景的因素，也有行业习俗的基础，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圈子，一个行外人很难涉足其间的小社会。虽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这种世世相因的行业继承正处于逐渐淡化之中，“梨园世家”也在不知不觉地走向消亡，但《京师梨园世家》还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有迹可寻、有案可查的特殊社会群体范畴。从三代梨园到七代梨园，如果再加上“子承父业”和“门里出身”的，在北京从事过和正在从事戏曲演出行业的演员不啻数万人之多。
我们常常将“四大徽班”进京作为京剧的诞生，算起来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其实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部徽班以花部新声逐渐立足于京城，尚不是我们今天舞台上的京剧。徽汉合流，形成皮簧为主要声腔的京剧，应该说源于道咸，盛于同光。大批安徽籍、湖北籍的演员定居于京城，从业于演出班社，习艺于授徒科班，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具备了社会群体四个突出的特征：
其一，有相互联系的纽带。梨园赖以维系的社会关系较之其他社会群体更为复杂，除了血缘关系之外，从业班社，即完成戏曲演出的剧团或团体，成为演员之间发生密切联系的组织和单位。有老嵩祝班、小荣椿社这样课徒授艺的传习场所，同时又有由姻亲而形成的亲属往来，有行当、流派师承的业内体系，有金兰结拜换帖的异姓行第，也有螟蛉寄养的特殊背景，总之，具备纵向师承，横向联姻，科班教习，授徒传艺等种种关系特点，这些多重联系纽带将这一社会群体维系得十分坚固。
其二，有共同的目标和活动。梨园界在旧时代无论是正常的营业性演出，还是临时性的应差于内廷或承接堂会，其收入所得都是生活的主要来源，因此演剧成为共同的目标，演员也就成为这一活动的主体。应该说，梨园的范围并不仅仅限于演员，也包括了文武场面（乐队）、戏箱砌末头面的管理人员（即服装道具和化妆师），头牌演员的跟包（主演的私人杂役）和班社管事（剧团庶务）。此外，专以调度演出与联系剧场老板的经励科，也应归属于梨园界。这些人的活动与生存方式都是共同的。
其三，有群体规范。规范是群体成员互动和开展活动所遵循的准则。梨园界除了恪守社会一般的道德准则之外，还有专为本群体所特有的某种特殊要求，旧时的梨园公会和精忠庙首，都是制订和维护这些准则的组织和领袖，并有成文的则例和不成文的道德规范约束。班社与科班也有着严格的管理措施，例如存在了四十四年之久的（喜）富连成科班，对学生的坐科、学艺、生活起居和出科后的活动都有明文规定。
此外，旧时梨园无论其本人的宗教信仰与民族习俗如何，都要共同供奉老郎神，敬为梨园始祖（传说唐玄宗首创梨园，老郎神即是唐明皇），其实也是一种群体规范的神格化。
其四，有群体意识。梨园界的群体意识更多地来源于行业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以业缘关系结合起来的职业群体意识。梨园界向来存在着极大的竞争，班社与班社之间，行当与行当之间，唱对台戏的现象很多，但这种竞争一般不会超乎于行业道德的底线。偶有个别演员发生搅戏、拆台的情况，将会失去生存的空间，任何班社也因此而不会录用。至于对师长的不敬更会被视为欺师灭祖，不齿于梨园。这种群体意识还表现在对同行的帮助与周济，梨园界向有唱义务戏的成例，名为“窝头会”，演出所得，悉数周济因各种原因生活无着的同仁。梨园同业人员死后，如无力发丧殡葬，梨园界将会共同筹款，使之入土为安。北京原有松柏庵梨园义地，埋葬着几代梨园子弟，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梨园的群体意识。
农业社会的中国从来存在着许多家族传承的行业，大多属于技艺一类，这种单一系统的传承也是因为生存的需要，其实与血缘和遗传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许多医家和大家熟悉的“泥人张”、“面人汤”、“风筝哈”等，就是家庭承袭某一种特殊的工艺或技术，即使是传人达七代，贯穿清代始终的建筑之家“样式雷”也只是由某个家族形成的家庭群体。绝对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如同梨园群体这样庞大和错综复杂，得到如此诸多因素的维系。
为梨园界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梳理关系，分清脉络，于是也就更具有社会学意义，同时，也为近代直至当代的戏曲史留下一份可贵的资料。
《京师梨园世家》八十余万字，分上下两册，收入自同光以来的一百五十个梨园世家，其中三代七十六家，四代四十家，五代二十一家，六代十家，七代三家，涉及两千余人，其中有生平传略的也达数百人之多。在每一家的起始，均从其故居谈起（梨园世家大多居于北京外城，即今天的宣武、崇文两区。由于时代原因和梨园界恪守传统，较少迁徙，因此故居也成为“世家”的发祥之地），作者另有《京师梨园故居》一书，较之更为详尽，从此也可反映北京百年来环境、住宅与生活方式的变化。
一家一姓的梨园世家虽可绵延至七代，却并非每一代都有最杰出的艺人，而每一位最杰出的艺人都可以作为某一世家的代表和骄傲。《京师梨园世家》按世系收录的范围仅限于梨园从业者（包括场面、管理、教学等相关人员），非在此列不予收录。凡姻亲关系与某一世家发生联系的旁姓，除在本传中叙述外，也均在该世家中予以体现。通过这种姻亲关系，几乎能将整个梨园织成一张大网，既有纵向的血缘，又有横向的联姻，梨园界这一社会群体于是有着千丝万缕、纵横交错的重叠复杂关联。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