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选秀”的终结与“PK”的遗产

作者:王 蔚




  语言总是和社会文化关系密切,既是映照文化的镜子,又是创造文化的动能。PK的出现与广泛应用,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现象,也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五四时期“废文言、兴白话”,改换了一种意识形态;十六世纪欧洲印刷语言的使用,推动了民族的想象性建构。今天PK在媒体中过量繁盛,也已经超出了文化事件的范畴,开始在思想的层面发挥作用。这就是令人忧虑的PK认知模式的形成。
  这种认知模式首先设置了一种紧张情境。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生活节奏日新月异,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人们的神经在连续刺激中日渐麻痹。只有比紧张更紧张、比激烈更激烈的情境才能够留住人们挑剔的视线,PK正是这种情境的鲜明符号。媒体中诸种乔装打扮的PK,就像将黄飞鸿的“擂台赛”挪移到大众媒体上,将紧张的对决经由现代媒体多层次、高密度的信道展现在更多人面前,获取了最大化的看客的关注。PK的表演性与娱乐性,注定了PK是一件公开而招摇的事。一看到这个字眼,就好似听到了“快来看呀——”的吆喝声。寻声而去,紧张激烈的场面正在眼前铺展。
  这种认知模式预设了结果水落石出的一刻即将收获的精神快慰。今天,阅读内容变为浏览标题,看重结果轻视程序,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迫不及待。他们需要结果水落石出,需要胜负立见分晓,需要用斩钉截铁的判决抚慰等待的焦躁不安。而PK中的你死我活,不仅营造了一种紧张情境,更预售了一种水落石出时的精神快慰。实际上,这也反映了社会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心态。
  这种认知模式更蕴含着一种意在解构的娱乐化冲动。选秀的娱乐性抹平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成为一种由媒体与平民合力打造的艺术亚文化。其中PK环节奉行的全渠道全民投票规则,只取悦于注意力经济,而与艺术标准相去甚远。这样的PK,恰好迎合了在经济繁荣而话语贫困时代必须释放的解构欲望——解构权威、解构经典、解构主流意识形态。而在大众媒体上,PK的频繁出场,正是这种解构欲望的延伸。因而,媒体在哪里使用了PK语法,哪里就很可能存有解构欲望的心理市场。同时,越是权威的、经典的和主流的事物,越是在PK模式的认知中幻化出更强烈的娱乐化效果。这一点,也许是PK认知模式中最为隐秘的特点。
  在这里,大众媒体的角色同样令人担忧。在大众媒体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的细腻与博大,都被化约为光怪陆离的影像以及附会图片的文字,抢劫了通向大脑的视觉,阻断了深入思考的路途。而大众媒体的这种特质,正适合PK认知模式翻云覆雨,它凭着相貌惹眼而捕获了过度的话语权。准确地说,没有大众媒体,就不会有PK认知模式的形成。前者是后者的生存环境,更是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同时,今天的大众媒体之间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合状态中,各种媒体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亦处于一种不可逆转的深度融合中。因而大众媒体对PK认知模式的赞襄,建构了后者可怕的胁迫欲望,敦促人们放弃思索与反省,把身体和灵魂统统交付给狂欢化的日常感官生活。如若大众媒体继续满足于风光尚好的标题式生存(视觉化生存)之道,恐怕会逐渐远离作为社会公器的严肃责任。
  作为一个热门词语,PK也许会和选秀节目一样一哄而上又戛然而止。二○○七年一月一日起开始生效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中,就明确指出了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将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言,这等于把“PK”列上了黑名单。这更说明社会有关方面认识到语言对社会意识而言关系重大。而作为一种认知模式,由于它的形成和一定的时代心态密切结合在一起,因而也会在较长的时期内影响社会思想的发展,在许多领域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
  粗浅地梳理了PK在中国社会的接受,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躁动不安。站在与未来相接的地方,我们必须发出这样的问询:深深烙进中国观众集体记忆的选秀终结之后,又该如何清算它思想层面的遗产?这里有一个永远都不过时的答案是,这需要全社会共同的思考与行动。而另一个可以肯定的答案是,大众媒体必须在其中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