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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伦理·弱者武器·日常政治
作者：何雨奇
生存伦理（一九七六）与弱者武器（一九八五）
通过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斯科特提出他的“道义经济学”概念。他认为：徘徊于生存边缘，受各种外界因素摆布的农民家庭很少把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的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的目的，在避免失败和追逐冒险之间，农民通常选择前者；他们的决策取向是风险规避，缩小最大损失的可能概率。他们是生存伦理至上，践行“安全第一”的原则。
农民的这种伦理在村庄的文化结构中得到放大和制度化。东南亚的村庄有一套内在的社会安排来保障村民的生存权利，比如公田的定期分配；让富人更多地参与村庄公共事业，接济穷人。农民的生存伦理不仅是农民经济学一种既定的形式，也具有规范和道德的维度。村庄内部互惠系统，社会选择，不同农民阶层之间的互动支持了“生存伦理”的构建。
从农民的角度看，恰亚洛夫（Chayanov, Alexander）在一九二六年对俄国农业生产者的研究指出：在人口过剩的地区，农户为了生存长时间在有限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并不考虑生产利润的严格计算。恰氏称此为农民的“自我剥削”（self-exploitation）。恰氏是农业合作化的支持者，但是他对于不分皂白地引进大规模农场的政策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农户的生存伦理只会生产出足够其基本消费的食物，他也相信当时的苏联政府要迫使农民走向集体农庄，并在农业上生产出剩余产品将非常困难。斯科特同意恰亚洛夫的解释，他也批评了农民反抗遵循一种“递减性的剥夺”（decremental deprivation理论认为在“个体对未来的期望并没有显著的提高，但是完成这些期望的能力却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个体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断增强，他们感到失去了他们曾经得到或者认为他们能够得到的东西，反抗因而产生。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六版，78页）。斯氏认为这种理论假设的行动主体具有一种“索求——得到比率”的期待，忽略了农民的道德正义感和背景文本；从村庄角度来看，农民生存的背景文本由互惠规范、最低生存保障组成的农村社会结构网络支持。只有农民最低的生活诉求得到满足，村庄的稳定才能维持；反之，这种村庄的道德基础破坏之后，农民就有更多的理由违反日常规范。质言之，农民反抗是一种道德反抗。斯科特把农民反抗视为迫使精英恢复他们对农民的道义责任或者阻止他们对农民享受道德慈善的侵害。这种恢复农村阶层间惯例的努力是“保卫农村家长式作风的暴力”。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广他的这一研究更广泛的应用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斯科特在马来西亚科达州（Kedah state）塞达卡（Sedaka）村庄进行了十四个月的田野调查，他先后考察了绿色革命：双耕制和联合收割机的推广给村庄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新变化和新压力：农业科技的引入和渗透侵蚀了原有的村庄经济，产生了严重“马太效应”，加剧了农户之间的不平等，扩大了两级分化的趋势。穷人在村庄改良计划中逐渐被边缘化，很多人陷入绝对贫穷的境地，为了生存和自尊苦苦挣扎。
但问题是为什么贫穷的农民不反抗，不推翻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斯科特提出了“弱者武器”这一概念。他借用并批判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农民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处境，塞达卡农民完全认识到农业技术化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冲击；只是他们认识到公开反抗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所以采取了一种“日常反抗”的方式以获得保全和生存的机会。农民有两种形式的反抗：“日常”反抗和公开性质的反抗（《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二○○七年版，38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真正的反抗被认为是：一、有组织的、系统的与合作的；二、有原则的或非自利的；三、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并且——或者四、将观念或动机具体化为对统治基础的否定。与之相反，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带性的行动则是一、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二、机会主义的和自我放纵的；三、没有革命性的后果而且——或者四、就其意图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与统治体系的融合。斯氏认为对“公开反抗”的认识从根本上曲解了从属阶级——不仅是奴隶，还有农民和工人——在强制背景下从事日常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真正的基础。在塞达卡村庄，反抗的种类“几乎不需要协同，更不必说政治组织，尽管它们可能从中获益。……此类反抗形式几乎是永恒的、持续不断的、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乡村从属阶级的日常策略”。
斯科特从学理上提出这个概念以后，读者的疑问必然是“如果日常反抗确实存在，那么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斯科特巧妙地指出农民的“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农民“拒绝接受来自上层的情境定义，拒绝认同他们自身的社会和仪式的边缘化，所有这些对于进一步的反抗而言尽管是不充分的，但是肯定是必要的”（240页）。为了使日常反抗的概念有血有肉，斯科特浓墨重彩地列举了“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35页），并表示“这些武器也并非为农民所专有，人们在观察中不难发现，官员和地主也经常抵制和破坏那些于己不利的国家政策”（35页）。斯科特在此基础上开始挑战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这是他的理论建设目标，他从探讨农民的顺从开始，先探讨了农民顺从的两种解释。其中第一种看法是，由于霸权性的宗教或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被剥削群体实际上把这种状态作为常规、甚至是社会秩序的合理部分接受下来。另一种看法是从农村中的力量关系来解释，农民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不平等的乡村权力格局中进行公开反抗（46—48页）。斯科特反对精英统治模式的解释，在《弱者的武器》最后一章中他论证道：首先，行动者并不像帕森斯理论的价值共识那样，遵从于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和高于他们自身的规范性秩序，而是遵从一个冲突的和有着不同解释的规范性环境。而且，这种环境自身先于农村的外部器物文化的注入，然后再与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胶着（305页）。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数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其次，霸权理论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的”与“何为正当的”区别，忽视了农民社会“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 即底层群体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是幕后、台下的恼怒和怨言，其不仅可以阐明和解释行为，还有助于建构行为(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二○○二年七期)；再次，霸权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乌托邦。第四，霸权概念宣扬的革命不是群众运动实现自身目标的唯一，甚至不是最优先考虑的手段，霸权概念具有蛊惑性。最后，历史地看，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规范与价值体系的崩溃，典型的是新的生产方式承载者的任务，而不是从属阶级的任务。霸权意识形态把实际上是特殊的利益重构表达为普遍的利益（409页）。霸权概念最终抛弃从属阶级，后者被迫接受精英所强加的新的和痛苦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