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魏理及一个“恋”字
作者：程章灿
照我看，在二十世纪欧美汉学家中，魏理算得上传奇人物，他是汉学圈内的一个异数。这位语言天才全靠自学，没有受过一天科班训练，竟然精通了中文和日文。他对语言文字有神奇的艺术感觉，手中那一支生花妙笔，把中国和日本的古典诗赋小说，把李白、白居易、袁枚的诗意人生，把中日古典文化的趣味和精彩，输送到西方读者面前，缤纷满目，直堪“颠倒众生”，这些书一版再版，有的至今仍然行销不绝。谁料得到，这个一生所作诗篇屈指可数的人，只靠翻译中国古诗，居然获得英国诗歌界的最高荣誉——女王诗歌奖章（Queen’sMedal for Poetry）——这也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同样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位沉浸于中国文化海洋中的学者，并没有一个自选的汉名，如今，中文文献中提到他，“韦利”、“魏利”、“魏莱”、“韦理”，莫衷一是，我以为准其音调，应作“魏理”为是。更出人意料的是，魏理一生研究中国文化，却拒绝踏上东亚大地一步，据说只是为了不破坏他心中对古代中国的想象。这样一个传奇人物，谈到他的私生活，也有一段掌故可以拿来说说。这掌故与艾莉森·格兰特女士有关。
这位活了一百岁还多十几天的艾莉森女士，是何方神圣，那么重要？原来，她是魏理的妻子，三四十年前，在英国文化界，她也算是一个名人。至少，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当魏理和艾莉森·格兰特·罗宾逊(Alison Grant Robinson)结婚的消息传出来，魏理的亲戚朋友们都很吃惊，当时的英国文化界也颇为震惊。那个日子离魏理去世只有一个月，也就是说，这一场婚姻实际上只持续了一个月，虽然不是“昙花一现”，却也短暂得让人起疑。艾莉森大概也没有算到，她会这样长寿，在魏理去世后，她又活了三十五年，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难怪，看《泰晤士报》讣告上的语气，她仿佛来自一个遥远的世代，仿佛只有那种遥远的世代，才有那种奇异的爱情和婚姻。
魏理曾经表示过，他不要结婚。在艾莉森之前，魏理有过一位女朋友、舞蹈家贝丽尔（Beryl de Zoete,1879—1962），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贝丽尔病逝之前，他们一起生活了数十年。两个人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都很相似，但也有很多不同：一个是专业舞蹈家，另一个却根本不会跳舞；一个喜欢到世界各地旅行，另一个却喜欢冬天滑雪；一个喜欢社交，另一个则更爱独处。两个各忙各的事儿，彼此相处，却很合得来。他们从来没有提到结婚的事，魏理不提，贝丽尔也不想，她根本不在意名分。熟悉魏理的人，包括他的亲人、朋友和学生辈，也都知道以魏理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方式，加上内向沉静、缄默寡言的个性，他并不适合芸芸众生的那一类婚姻。至于他和艾莉森的这场婚事，很多人都说那是魏理被迫的。应该说，在魏理的桑榆晚景，艾莉森确实给过他很多帮助，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就常理来说，魏理心中也不能不有一种感激之情。据说艾莉森一再催逼魏理，希望在魏理生前给她一个名分。那时，魏理已经如《陈情表》中写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终于拗不过艾莉森，答应了她。
在魏理身后，艾莉森以遗孀的身份在英国文化界活动，还颇为活跃。一九七三年，她曾以魏理夫人的身份，缩写了魏理的英译本《西游记》；一九八二年，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艾莉森在伦敦出版了一部传记《两生有半》（A Half of Two Lives），回首平生，有如白头宫女说开元。书中最重头的内容，是回忆她与魏理从相识到相恋的过程。这就是霍克思等教授向我提到这本书的原因。我这里说这本书是传记，因为作者本人是这么定位的，但是，很多知道内情的当事人都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小说，虚构性的内容太多了。与晚年的魏理过从甚密的著名汉学家苏立文教授就曾明确告诉我，魏理与艾莉森的关系，根本不是她说的那么一回事。他们根本不是一家人，魏理晚年受病痛的困扰，不良于行，艾莉森主动靠近来，帮他开车，也帮他料理一些杂事。我亲眼看到的，苏立文教授说，魏理对待艾莉森的那种态度，只是对待车夫的那种态度，虽然彬彬有礼，但那根本不是夫妻或爱人之间“相敬如宾”的那种感觉。笔者手上掌握的一些材料也显示，魏理家族对于作为魏理夫人的艾莉森一直心存芥蒂，在法律上，他们不得不承认她的名分，却从来没有准备接纳她为大家庭的一员。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贝丽尔虽然没有妻子的名分，却受到魏理家族的欢迎。对于艾莉森来说，每次想到这一点，可能都是很沮丧的。
魏理的弟妹在一篇回忆录中认为，贝丽尔和魏理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在这篇回忆中，她还提到，一九五七年贝丽尔曾到访中国，可惜她语焉不详，无法究诘。事隔整整半个世纪，关于此次旅行，今天在中国还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众所周知，魏理终生研究中国和日本，却毕生不曾踏上东亚的土地。如果当年贝丽尔说服魏理跟她一起前来中国，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的情形呢？这只是我的好奇和假想而已。贝丽尔年长魏理十岁，这是一场典型的“姐弟恋”，可是，在多年的共同生活中，贝丽尔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魏理之意，更没有改造魏理的企图。他们两人各自独立，又相互尊重。一九六二年贝丽尔去世后，魏理腾出自己的时间，编定出版了她生前未能完成的一本文集，并在一九六三年出版，足见彼此情感的真挚。在这一方面，比魏理年轻十二岁的艾莉森，个性却跟贝丽尔大不相同。
艾莉森出生于新西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来到英国，先与一位姓罗宾逊的英国人结了婚，后来离异，所以，人们有时候也称她为罗宾逊夫人。一九二九年夏季的一天，在伦敦的一家咖啡店，艾莉森第一次见到她所崇拜的诗人兼翻译家魏理，并认识了他。那时候，二十八岁的艾莉森只是一个热心而落魄的文艺青年，而四十岁的魏理早已蜚声英国文坛学界。这次邂逅的经过，在书中成了一段浪漫的故事，写得不仅栩栩如生，并且充满了戏剧性，环境气氛的渲染，细节的描摹，对话和心理描写，处处都像小说笔法。在她的笔下，贝丽尔被写成一个敏感、妒忌、粗暴的女人，根本不关心魏理，却时常疑神疑鬼，担心魏理背叛自己。而魏理和艾莉森的来往，读后的感觉，好像偷偷摸摸的，有如地下工作一般，真是苦恋啊。应该承认，书中的文字描写蛮生动细腻的，可是，这可靠吗？有人说了，干脆就是写小说吧，怎么能算传记呢？
不管怎么样，艾莉森可是认定她写的是传记，还不是一般的传记，而是爱情主题的传记。所以，她那本书的书脊上方除英文作者书名外，更有一个中文繁体字——“恋”字。第一次看到这个汉字，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只觉得这大概因为魏理是个汉学家，又以中国文学翻译著称于世，作者艾莉森或者出版社有意通过这个字，营造一种异域风情，以吸引读者罢了。
现在看来，恐怕不这么简单。
二○○六年十月，我为查找一本魏理用过的笔记本来到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即新泽西州立大学）。这个大学图书馆的档案室中，不仅有魏理的档案，也有好多盒贝丽尔的档案，包括她的往来信件、笔记本、地址簿和创作的草稿等等。那些杂乱无章的信件中，有一些是魏理寄给贝丽尔的，有的是信，有的是明信片。辨认魏理潦草的手书，可把我累惨了，更惨的是最终没有看到我要找的那本笔记。但这些信和明信片末尾的签名，却使我眼睛一亮。在给爱人写信的时候，魏理的签名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一个汉字，一个繁体字——“恋”。我特别注意了一下，这种别出心裁、充满爱意的签名，只出现在他给贝丽尔的信中，在致其他亲属友人的信中，都没有出现过。
其实，魏理的手迹我是见过的。二○○一年那次访学英伦，在牛津大学中国研究图书馆翻书的时候，在一个书架上，很偶然地，发现了一些阿瑟·魏理的藏书，当然是魏理赠送的。首先让我感兴趣的是一册《元白诗笺证稿》，广州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一九五○年印本，扉页上则有毛笔竖题的两行字：
魏莱先生 教正
寅恪
看得出这是陈寅恪先生当年题赠魏理的书；辨认墨迹，也能看出题字乃陈夫人唐代书。另外，则是一套诸子著作系列，属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的那套《国学基本丛书》，从图书馆贴的标签上，可以确认原先也是魏理的藏书，后来送给牛津大学的。这些诸子著作中有好几本有魏理的批注，颇多是汉字，散见各处，记得当时我还曾经复印，以留存魏理的手迹。可是，比起眼下的这个“恋”字，那些手书的意义便小多了。
也许，艾莉森正是因为看到这些签名，而受到启发甚至刺激，于是在她自己的书上也用上这个“恋”字吧。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小小的、看似不经意的偶合中，是否也隐藏着她对某些事的耿耿于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