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卑微人生的破茧之旅

作者:李庆西




  孙达亮的往昔跟富萍这条故事主线没有什么关系,就是现在也关系不大,但书中还是为他专门写了一章。这个自强不息的男人用自己的故事演绎了落地生根的人生哲学。
  (八)这部作品里为次要人物立传不唯一例。像奶奶、吕凤仙、戚师傅等,同样各有一章,多半也是游离故事的叙说。奶奶与戚师傅的偷情是卑微人生中唯一的浪漫,“戚师傅平淡的生活里,终于尝到了一点甜头。可是,不久,这一点甜头就变成了人生的酸楚”。这女人怀孕的风声透了出来,戚师傅的女人开始大闹。可是,这两口子毕竟自己没有生育,冷静下来又想留住那孩子,不料正是人家的如意算盘偏让奶奶下决心去做了人流。年轻时孤身到上海帮佣的奶奶虽说是命苦的女人,但几十年含辛茹苦也磨砺出一副坚韧、自信的性格,即便给人做保姆也是“只有她挑人家,不会人家挑她”。
  书里有好几个早年丧夫的女性都有这般自强的一面。“年后”一章中,借隔壁阿娘的婆太太的丧事写其“威风凛凛的一世人生”,这女人纵有哭泣的时候也是“金刚落泪”。又如“母子”一章,早年丧夫的上海嫂嫂,硬是用自己的一副柔嫩的肩膀挑起生活重担。她们的故事掺和不进富萍的情节,却与富萍的故事形成了某种内在的对话关系。毫无疑问,这种叙事方式需要极高的手段,要能够自然地掌握美感的平衡,一般俗手难以驾驭。
  (九)舅妈虽然收留了富萍,说到底还是寄人篱下,富萍依然要约束自己。最后相当出人意料,富萍终于自己做主嫁给了舅妈家附近梅家桥的一个残疾青年。就是“母子”一章中早年丧夫的上海嫂嫂的儿子。他们那儿也是一处棚户区,且比舅妈那儿还要等而下之,大多是做剃头、磨刀、菜场里贩葱姜刮鱼鳞的营生,这小儿麻痹症的瘸腿青年在家做糊纸盒的计件工。一次富萍路上见他母亲拎一桶煤渣很吃力,帮她提到家里,认识了这对贫寒母子。很难说他们的结合是爱情还是什么,富萍只是觉得这青年有些像她舅舅的地方。王安忆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现在的人把爱情和性夸张了”(《王安忆写〈富萍〉:再说上海和上海人》,钟红明著,《中国青年报》 二○○○年十月十日)。她似乎更愿意从生存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
  王安忆写到这地方笔墨相当俭省,叙述的角度也变了,不是从富萍的眼里看出去,而是从对方的视角写过来。这母子都没有名字。拐了个弯,这年轻的一对也便是“这青年”和“这姑娘”。这种疏离化的手法似乎意味着富萍终于破茧而去,像电影结尾主人公渐渐淡出镜头。没有任何石破天惊的事儿,但这样一来却有了一些传奇色彩。
  多年以前,富萍的婆婆也是从乡俗亲缘关系中突围出来的。
  (十)最后一章“大水”写得意态生动而气势非凡,作者推开了人物,撇开了故事,用全景式的广角镜头表现整个城市在风雨中的勃勃生机。整个是一副疏朗的笔触,文字极富韵味。写进水的工厂车间,写电影院里湿淋淋的人群,写路面积水成河,写河里的高水位堵了桥闸,写黄浦江边被雨水洗得青绿的树篱,写屋顶晒台上浸水的鸽棚,写雨天生意火爆的老虎灶,老板一家人都动员起来,“老板照管火,老板娘照管煤,阿大灌水,阿二收水牌子,有人不给水牌子,阿三阿四就一起尖叫”。最后镜头转向苏州河,切入棚户巷道,镜头里走出舅舅的几个孩子,他们从前边多次出现的卖卤水的小屋旁走过,去帮富萍搬家。富萍的小屋里早就进水了。
  (十一)那个时代房地产也是一个话题。孙达亮置屋,意味着他在上海真正站住了脚。吕凤仙可以不嫁人,就因为她在上海有房子。女人的命运跟房子更有关系,伍尔夫早就说过,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长恨歌》里王琦瑶的虚幻人生就是从弄堂闺阁到爱丽丝公寓再回到弄堂。书中最神气的女人就是隔壁阿娘的婆太太,曾在新闸路上顶下一整幢石库门房子。像奶奶这样寄身东家的帮佣者,虽说衣食无忧,却是像水塘里的浮萍。舅舅告诉富萍,这“浮萍”跟她同名哩,只是音同字不同。富萍最后做出那个决定,房子是否也是一个因素呢?她终要有一个着落。那母子有一间租用的小披屋,富萍去了他们家,挨着小披屋的山墙又搭了一个更小的披屋。
  好在那时候没有“违章建筑”一说,偌大个上海也没有一个“拆”字。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移民文学。上海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书中的奶奶、吕凤仙一类帮佣者,舅舅、舅妈那样的船工,还有富萍和那对母子,都是融入市廛的外乡人。他们卑微的生命里有着自强、自尊与自爱的种子,他们从层层叠叠的苦难中“挤”过来了,以庸常的市井人生书写着自己的草根传奇。
  (十二)四十年后,整个苏州河沿岸棚户区已在房地产开发热潮中彻底改造。当孙子的孙子从乡下到上海,来寻找那个名叫富萍的奶奶(其实是来寻找打工的机会),梅家桥这地方已是高楼林立,四周一片晃眼的玻璃幕墙。上海和中国所有的城市里都奔走着这些孙子的孙子,他们要面对的不再是乡俗与亲缘的重围,而是某种身份的门槛(户籍、学历、工作资质、信用等级等等)。实话说,如今纵然机会多多,但是要在城市落地生根却比他们的前辈更难,孙子的孙子们还能再度演绎富萍当年的破茧之旅吗?也许,他们会走入王安忆的另一部小说《遍地枭雄》,成为那里边“大王”劫车团伙中的一员。其实,“大王”脑子很清楚,如今是“契约的时代”,一切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成了一种新的壁垒。这是一种后设的视点,如此而论,富萍后人的命运或许是绝望的,或许又衍生出重新洗牌的希冀。
  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初稿,十一月三日改定
  (《富萍》,王安忆著,上海文艺出版社、文汇出版社二○○五年八月版,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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