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股份制是过去三十年中最成功的改革之一（上）
作者：厉以宁 马国川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作为一个被称为“厉股份”的经济学家，你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好像是在一九八○年四至五月份。
厉以宁（以下简称“厉”）：对。当时我作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我第一次提出股份制。
马：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你为什么要提出股份制？
厉：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它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历时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无数知识青年从城市进入农村。其实当初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就业压力很大。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曾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顾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的特点，人为地搞所有制形式的升级过渡，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使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越来越向单一发展。这给我国经济建设、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在“文革”以后，这种困难和问题首先以劳动就业为薄弱环节表现出来。因为“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国有工商企业又因体制问题和政治原因，长期人浮于事，冗员充塞，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员就业。到一九七九年，回城知识青年大约一千七百万。
马：一千七百万？这是个什么概念？
厉：一千七百万回城青年再加上三百二十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两千多万，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
马：这个压力够大的。
厉：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回城市，第一个压力就是就业问题。“待业青年”就是那时候诞生的一个新词汇，比“失业”好听一点。
马：九十年代的“下岗工人”一词和八十年代初的“待业青年”一词一样，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
厉：那时的就业压力比后来因为国企裁员造成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要大得多。成千上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事件。因此，中央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寻求解决办法。在会上我就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
马：你的观点在会议上没有什么响应者吧？会议期间你写了一首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这是不是有感而发？
厉：我的提议没有什么反响，但我坚信“陈规当变终须变”。所以，三个月后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我再次提出要实行股份制。在这个会议上，提股份制的人就多了，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都表示同意，说股份制是好办法。
马：但是，大家对股份制的了解其实并不一致。
厉：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西方经济学不熟，对资源配置的理论也不熟，实际上，许多人仅仅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微观经济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家在呼唤中国股份制上都是有功劳的。我记得，那次会议由万里主持，万里对股份制一直是非常支持的。
马：那时万里已经从安徽调回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厉：“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结束后，万里告诉北京市，可以用股份制解决北京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市委书记段君毅说可以，我们考虑考虑。过了几个月，段君毅说不用了，我们通过银行贷款都已经解决了。其实，这时候股份制已经开始在农村出现萌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某些社办企业，为扩大生产能力，自发地采用了集资入股、股份合作、股金分红的办法，使企业规模越搞越大，企业经营充满活力。农民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入股，形成了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这就是股份制的雏形。当然，还很不完善，所以后来才要进行乡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马：是不是可以说，是知识青年返城催生了中国的股份制？
厉：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无心插柳柳成荫”，知识青年返城带来的就业问题，让我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提出了股份制，但是我提出股份制并非权宜之策，而是在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中得出的结论。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我就和恩师罗志如先生开始撰写《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 ——“英国病”研究》。英国曾经是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由于工业的发达，曾把自己炫耀为“世界工厂”。但自二十世纪初叶以后，它却逐渐衰弱，患上了人们所说的“英国病”。其症状是：停停走走的经济、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与国际收支危机的交织、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方分权日益严重的趋势。为了确认其症状，查明其根源，预测其发展趋势，我们研究了二十世纪以来英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及其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试验”、“国有化”、“计划化”都不是英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从那时起，我就把所有制问题放在了首要位置。我开始认识到，所有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具有关键意义，必须以新型所有制取代传统所有制。
一波三折的国有企业改革
马：所有制改革在当时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主要是讲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堪称中国改革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厉：是一块啃了多少年的“硬骨头”。单纯从词汇上讲，“改革”可以追溯到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对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是这种经济改革并没有经过理论的科学论证，而是按照领导人的意志来进行的。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把从苏联引进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归结为管得太多，统得过死，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以致只有中央的积极性，而没有地方政府、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造成了整个经济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局面。为此，毛泽东开出了“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这个处方。在一九五六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以毛泽东提出的“放权让利”，特别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为指导的。
马：但是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
厉：也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当时的领导人把“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等现象看成是问题的本质，企图在保持行政性资源配置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用向地方政府分权的办法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为只要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出来，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经济就会飞跃发展。其实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决定了要求社会的高度集中统一，由行政性分权造成的分权型命令经济体制既不符合计划经济的这种要求，又因为造成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而与建立统一市场的市场经济要求南辕北辙，再加上“文革”的混乱，使中国陷入了一场大灾难。
马：是不是一九七八年末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
厉：“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仍然延续了向企业放权让利的思路。最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四川省选择了若干工厂进行试点，扩大企业在生产和销售超计划产品、提取和使用利润留成、任命企业下级干部等方面的权力。试点的效果不错，于是中央有关部委推广了这种扩权试验，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到一九八○年已经扩及到六千六百多个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占到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的60%、利润的70%。